關於太公故里的認定，姜太公

解讀百家姓姜姓。本文我們要說的人物是姜太公，關於太公故里的認定，關於太公的稱謂等。姜姓源出神農氏，炎帝生於姜水，因以水命姓為姜，裔孫姜子牙周初封於齊，到戰國中期，為田氏所滅，子孫分散，有以國名為氏是齊氏，或以姓為氏是姜氏。

太公研究，是一個博大精深的課題，長期以來，很多問題，頗有爭議，形成疑問多、結論多、名號多、稱謂多、褒貶多，給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研究及瞭解、宣傳太公帶來許多不便和困惑；有些問題，雖然經過學術爭鳴，已經基本廓清，但在學術、文化、歷史、考古、旅遊、軍事等各個領域，仍然被一些人各言其是，自定是非，致使界定紛紜，思維不清。所以，為了弘揚太公文化，崇尚太公精神，筆者認為很有必要對姜太公研究中的一些有關內容，作出適當的規範，儘可能形成理念與認識上的共識。

一、關於太公故里的認定

太公故里的認定，基本的指導思想應該是文獻記載、考古出土文物與當地遺蹟和豐富多采的民間傳說相結合而加以確認。首先確立其真實性，其次是已知性，三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和舉一反三而斷的立論。

司馬遷認為姜太公是“東海人，《呂氏春秋》說太公是”東夷之士，《戰國策》說太公是“齊之逐夫，等於說均為泛指太公故里在今山東東部一帶。可是，司馬遷又說姜太公是”呂尚處士，隱海濱“的。很可能是避紂逃隱到那裡的遊寓，這在《尚書大傳》和《孟子·離婁》均有記述。

1987年上海《文匯報》”學林論壇主編施宣圓同志，出版了他所主編的《中華文化五千年之謎》一書，首先推出了《姜太公故里今何在》的考辯文章，這是一篇在全國首先提出探索姜太公故里，求其友聲，而發出的召喚。1990年底，閩、粵、贛、陝、豫等省二百多位學者和呂氏後裔彙集廣東潮陽市臚崗鎮呂厝村，召開呂尚學術研討會，經過七天會議的交流、爭鳴，一致形成共識，確認河南衛輝市原汲縣）呂村是姜太公故里。

這裡既有權威性的文獻記載，又有尚存的考古佐證，並有太公故里，太公祠廟及太公墓等文物遺蹟，以及流傳於茅屋村舍和鄉黨里巷間的太公傳說故事，使人無法蘧廢衛輝市作為姜太公故里這一可信結論。

見於史冊文字的如《汲冢竹書》西晉時在汲縣汲城村魏安獒王墓出土的竹簡）記載姜太公為“魏之汲邑人。後漢崔瑗，順帝時公元16年）為汲令，曾撰有《太公碑記》傳世，考證汲邑為太公故居。北魏穆子容，武定年間公元3-8年）官汲郡太守，曾撰有《重修太公碑》，俗稱《呂望碑》，記載”太公為汲縣人。西晉盧無忌，為太公後裔，太康十年公元89年）為汲令，撰有《齊太公呂望表》傳世，文曰：“齊太公呂望者此縣也。其它尚有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宋朝羅泌的《路史》，清朝武億的《金石三跋》以及各種地方史志，均記載汲縣為姜太公故里。

1981年在衛輝市原汲縣）呂村出土了北魏武定一年公元3年）《魏故詔假河東太守呂君墓誌》，志文明確記述一千五百年前該村的村名為：”朝陽鄉太公里。墓誌今存衛輝市博物館收藏。

對於歷史上長期以來的學術爭議，需要經過不斷的交流、溝通，去偽存真，才能逐漸形成共同認定的科學結論。目前，國內關於姜太公故里的別說，也有人認為是山東省淄博市或日照市，也有人認為是陝西省戶縣或河北省冀州，還有人認為是東海許昌人等。陝西省寶雞市的學者胥鼎先生，為了澄清這些疑惑，1991年獨自赴有關省市進行實地詳細考察後，寫出了長篇論文《姜太公故里及其後裔探討》，刊登在陝西出版的《姜子牙釣魚臺》一書，文章展示了作者不囿於門戶之見，不拘於某種所需，以平靜的心態，客觀的標準，求實的態度，而作出的科學結論：“姜太公故坦克在河南省衛輝市原汲縣）呂村。我們敬佩陝西省學者這各嚴謹治學的風範和職業道德，他們為廣大學術研究人員樹立了做學問的楷模。

二、關於太公的稱謂

太公的稱謂，各家所論不一。常見於史籍、經傳的，將太公或稱為政治家、軍事家；或稱為思想家、謀略家；或稱為陰謀家、哲學家等。還有人將太公稱為呂姓的始祖，中國釣魚事業的鼻祖，軍事上參謀部的創始人，兵家鼻祖等。這些褒詞，均是人們對太公文治武功的評估而得出的結論。

在文王被殷紂囚於羊久裡期間，以及文王被釋以後，姜太公在剪商過程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史稱文王”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文王末年，“敗黎國殷畿內，司馬遷指出：當時”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謀計居多。《史記·齊太公世家》）周公東征後，姜太公被封於齊，將齊國治理得民富國強。這些活動，表明太公直接參與治國，是當之無愧的政治家、陰謀家。孟津觀兵舉行代紂的總演習，以及孟津觀兵二年後的武王正式起兵伐紂，太公既是全軍的統帥，又是作戰的主將。太公封齊後，又南征北戰，東討西伐，“並國三十五，”啟地三千里，擊退萊夷的侵擾，這一系列活動，表明太公直接參與了治軍，是當之無愧的軍事家、謀略家。太公著述很多，《漢書·藝文志》道家類曾有著錄曰：“《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漢書疏證》解釋說：《謀》者，即太公之《陰謀》。《言》者，即太公之《金匱》。《兵》者，即《太公兵法》。而《隋書·經籍志》又分載太公之書十種，計二十卷，今存者唯有《六韜》一種。綜觀太公的這些著書內容和實踐活動，表現了太公文武並舉，法教統一，義利雙修的豐富內容，不愧為傑出的思想家和哲學家。

其它的一些稱謂，本文從略敘述，另文再作評論。這裡須要指出一點：太公是否是我國古代的兵家鼻祖？我以為，當予商榷。相傳軒轅之臣風后，著兵書《握奇經》，與太公《六韜》有先後之別。當在太公之先千餘年之久。因此，風后《握奇經》應屬最古老的兵書，距今四千多年。當時，文明初開，由符號、圖形而演變成文字不久，似乎不可能寫出這樣兵書，觀其文句和內容，為後人假託很有可能。其成書時間應該稍早於《六韜》。宋代高似孫說：”人稱《握奇經》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孫巨集等語，或雲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輔少主備課天下之不虞。說呂尚增加了二十字來字來闡述《握奇經》，這說明呂尚之前已有《握奇經》的最古版本，不然呂尚怎能增加二十字呢。《六韜》和《握奇經》在內容和成書風格方面，明顯有一些共同特點。比如《握奇經》用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加以形象化。而《六韜》一書各篇用動物龍、虎、豹、犬將韜略形象化。這說明後者是受前者一些影響的。當然，確立一個人是否為兵家之祖，不能只限於一部兵書，而是還必須有豐富的治軍指揮實踐。因此，對我國古代兵家鼻祖冠以誰人，尚需作深入探討而進行規範。

三、關於對太公《六韜》的看法

《六韜》是呂尚所撰存世的唯一的一部軍事著作，史學界因受宋代“疑古之風的影響，一般認為它成書於戰國時期，偽託呂尚之作。宋代疑古成癖，將《六韜》《孫子兵法》《李靖問對》等古代兵書，均疑為偽託之作。比如，《李靖問對》的真偽之爭，在宋朝就有何《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等人首先提出疑問，認為這部世傳乃是幫助唐高祖李淵建立唐朝的大將李靖所撰的兵收，並非李靖原作，而是宋代人阮逸所撰的一部贗品。對《兵子兵法》，司馬遷所著《史記·孫武列傳》指出：《孫子》十三篇，為孫武著，以此兵法進謁吳王。而宋朝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和葉適《習學紀言》首先提出《孫子》為偽書。呂尚所撰的《六韜》與上述兩部兵收一樣，也是宋朝的武經博士何去非首先懷疑其為偽託之作的，何去非的兒子何所著《春渚紀聞》一書，記載了其父曾懷疑《六韜》一書的偽託之嫌。

宋代出現的這種疑古爭鳴，我認為並不完全是壞事，它表明了當時的一批學者，對古書並不泥古盡信，而是深入研究，獨立思考。附合《孟子》所說：”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見解。他們的懷疑，也並非毫無道理。比如《六韜》，根據其文句、文法和思想內容，很象是成書於太公之後五、六百年的著作，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是太公言論的追記，如“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像是太公的原話。又如，文王與太公的其它對話，則可能是文王與太公當時的討論內容，其文句後來可能有所潤飾。當時，成書並不十分注重智慧財產權的個人署名，而是注重流傳久遠。

所以，上古之書，或出於名人偽託，或集中其學派許多人的思想，經其弟子或再傳弟子整理成書。《六韜》一書的成書方式屬於後一種形式。《六韜》各篇，是太公答周武王問的討論式行文結構，這和《武經七書》中其它各部兵書的常用問答體載是一樣的。可以加強讀者的真實感，可以避免繁冗的的敘述，可以流暢地同時羅列出若干互不聯屬的論題而毫無起承轉合之苦，這對於內容寵雜的兵書，是很適合的一種表達形式。這些行文方式，均體現了戰國時期成書的特點。所以，宋代元豐十三年1080年）宋神宗正式下詔校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並且，雕版刊行，號稱《武經七書》。自此，《武經七書》被定為官書，頒之武學，並列不官，設定武經博士。《六韜》的價值被固定下來。現存最早的宋刊本《武經七書》，即南宋孝宗、光宗年間刊本，將《六韜》提到了《武經七書》的首位。197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初年一號墓出土的《六韜》竹簡，使我們第一次見到了西漢初期的《六韜》竹簡兵書，填補了《漢書·藝文志》無載的空缺。也證明了《六韜》的真實存世價值。從此，更無人以偽託”而遽廢。後人評價《六韜》一言九鼎，一字千鈞。如同《論語》為孔子弟子所記孔子語錄一樣，《六韜》也是根據呂尚原始的《六韜》思想，經歷代兵家不斷闡述、補充，到戰國成書，是我國最早的軍事理論著作。

四、關於呂尚見文王之說

呂尚見文王，我國的史料記載頗有自相矛盾之嫌，為我們讀史評史帶來諸多困惑。

一種說法是，呂尚一就文王。是呂尚晚年在渭水垂釣與西叢姬昌相遇。《路史·太公舟人說》記載，呂尚“辭棘津汲縣），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水經注·渭水》也說，呂尚”自海濱來歸，垂釣於渭水之右，以見文王，二人一見如故。

第二種說法是，呂尚二就文王。呂尚年輕時，便與西叢姬昌見過面。晚年在渭水相遇，是第二次相會。屈原在《離騷》中說：“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天問》也說：”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後何喜？指的是呂尚年輕時做屠戶，西叢姬昌便見到他，問他為什麼要殺豬牛，呂尚回答：“下屠屠國。西伯知其有大志，便與他同車歸周。

第三種說法是，呂尚三就文王。他們二人曾有三次相見。《鬼谷子·卷中》說：”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

第四種說法是，呂尚四就文王。呂尚與西伯姬昌早已認識，前後有四次相會。第一次朝歌今淇縣）相見，是在呂尚年輕時。他先在棘津“賣食《韓詩外傳》卷七），或者”求售與人為庸《戰國策·秦策》鮑彪注），有時在旅店中當一名“迎客之舍人《說苑·尊賢》），即招待員。為了維持生計，到殷都朝歌販賣貨物。《鹽鐵論·論賢說：”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不久，他又在朝歌屠宰牲口的市場上當了屠夫。屈原為之感嘆：“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第二次仍是朝歌相見。《史記·殷本記》記載：文王西伯昌）曾經和九侯、鄂侯一起為殷朝的”三公，文王任三公期間，常到朝歌的市肆中去察訪。呂望當屠夫時的“鼓刀場聲，言語舉止異常，早已引起文王的注意。第三次湯陰羊久裡相見。西伯姬昌被囚於羊久裡時河南湯陰縣北），呂尚與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一把到羊久裡探視西伯。

《尚書大傳》記載：”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為賢人，遂酌切脯，除為師學之視，約為朋友。後來，文王被殷紂囚於羊久裡，散宜生第三人來與太公商量對策。姜太公為結交西方周國的君主，便與三人一起到羊久裡探監，並獻計讓三人去求取美女、奇物，向殷紂獻寶以赦免文王。《帝王世紀》《史記·齊太公世家》中也多有記述。文王在羊久裡前後被關了七年，《新書·君道》說：“文王桎梏囚於羊久裡，七年而後得免。在這個時期內，太公幫助散宜生等，為文王解脫而奔走營救。第四次在渭水相會。呂尚晚年時，”辭棘津，西入渭，到西歧投奔文王。渭濱相見，二人高興得“眉頰之微，而形於色，聲音之妙，而動於心。北齊劉晝：《劉子·知人》）《史記·齊太公世家》也說，文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週週以興。子其是耶，吾太公望之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經過重重挫折之後，呂尚終於找到了有作為的西伯明主，有了施展自己治國安邦的用武之地。

綜觀以上呂尚見文王各說，我以為體現了歷史史料的融會貫通及互補性，體現了歷史史料增刪、糾謬、辯疑及逐步完善的過程，這是歷史的進步，也是史學的進步。呂尚從青年、壯年到老年，馳聘四方，逆境奮鬥，最後賢臣投明君，有了一個完善的人生歸宿，應該說這不是人為的主觀安排，而是歷史的必然饋贈。

五、關於太公思想特點

太公思想文化，是我們民優秀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有知古通鑑的先進性。今天，我們雖然無法窺見太公著作的全貌，但通過有關記載和評述，可以知道太公思想是綜合性的，相容工包了後來分為不同學派的各種思想傾向。包括：

1、道家思想。《漢書·藝文志》把它列入道家類，並說他是“本有道者，肯定了他的主要傾向。賈誼《新書》曾引證太公論天下為”有道者之有的斷言：“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說苑》也記載：”武王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有道乎？’太公曰：‘有道’。於是講：“王得眾人之心以圖不道”的理論。《史記·齊太公世家》也載：“呂尚處士，隱海濱。以上史料可見，太公思想包含有明顯的道家思想和道家遺風。

2、兵家思想。《漢書·藝術志》《隋書·經籍志》均有其兵書著錄。《孫子·用間篇》說：”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指出其“以上智為間的謀略。《齊太公世家》說他曾與周文王共同”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書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言太公為本謀。“又說：”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後來武王又尊他為”師尚父，其觀兵孟津誓師牧野，也均多賴太公之謀。封齊建國之初，擊退萊夷的侵擾，更是太公親自指揮的。所以，歷史上人們曾公認太公為兵家之首。

3、法家思想。主要表現在他的“尊賢而尚功、”尊賢智、賞有功的思想路線上。《說苑》載，武王曾向太公提出有關治國之道的一系列問題。太公特別細調以法治國，指出要“不公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等。《韓非子》還談到太公殺齊人華士的故事。罪名是華士“不臣天子，不友誼諸侯，如果效其為，在下則亂，國家失治。所以，”以為首誅。這些均表現了太公的法治思想。

4、儒家思想。太公兵書《六韜·文韜》文王與太公對話中。太公向文王講了得天下要奉行仁義道德：“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仁同愛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其中對仁義道德的看法基本上與儒家的仁義道德觀相似。

綜上所言，可以說太公思想是介於黃老之間，又容納了各派有用之思想，成為綜合性的文化思想。《史記·齊太公世家》說：”或曰：太公博聞“。指出了太公思想包含了兵、法、儒、道等學派的思想觀點或因素，正是他貫通”博聞所致。太公的這些思想文化內容，其突出特點就是法教統一，義利雙修和文武並舉等方面。

我們知道，先秦儒、法兩家在“法”教二者關係問題上曾各執一端，爭論不休。儒家把道德教研室經與刑政手段對立起來而強調教化。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耳且格。《論語·為證》）法家則相反，主張以法治國，強調嚴罰重賞而抹殺道德教化的作用。太公的”尊賢智本身就起著教化作用，而“賞有功則是法治的一個方面。《說苑》曾引《太公兵法》說：”致悲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眾，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這主要指道德教化作用。又說：“連其什伍，以禁淫非，”軍之法令，賞罰之權，使士赴火蹈刃，隱陣取將……，這主要指刑法治的作用。從治國到治軍，都是強調法、教統一的。

對於義、利的看法，儒家重義而輕利，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又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而法家重利輕燕京飯店。韓非認為：”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他堅信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韓非子·奸劫弒臣》）太公則在義、利關係上注意雙修兼顧。他對武王說：“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風州綱鑑會篡》）。從維護周禮出發，太公重禮義，但並不輕利。他治理齊國，”通商工業，便魚鹽之利，注重發展經濟，改善國貧民窮。《說苑》記載太公回答文王“為天下若何的提問時說：‘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著眼點均不離其“富”。

對於文、武的態度，太公是文武並舉的典範。他既有審時度勢、高瞻遠矚、滅商興周的雄才大略，即“文韜；又具有指揮若定、機智、果斷、英勇善戰的軍事才能，即”武韜。在建立齊國的過程中，他也是既有文治，又有武功，文武兼備。太公的這一特點，被他的後繼者傳承下來。例如，管仲相齊四十年，對內政實行綜合治理的“一體之治，對邊患又南征北戰，東討西伐，屢建奇功。成為著名的經濟家、思想家和軍事家。《管子》一書，整理和發揮了太公的這些思想文化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