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夫子的《詩經》情結，以詩歌的名義相聚

解讀百家姓孔姓，以詩歌的名義相聚，文字與鮮花一起生長。論孔夫子的《詩經》情結。孔氏，乃舜之後裔。是當今中國姓氏排行第98位的大姓，人口較多，人口約三百三十二萬三千餘，約佔全國漢族人口的0.29%，佔全國人口總數的的0.21%左右。

“以詩歌的名義相聚，文字與鮮花一起生長”。

2016年4月15日晚，“春天讀詩之夜”詩歌朗誦會在北京77劇場華麗開場，詩人西川、王家新、樑小斌等到場朗誦，300位網友光臨現場聆聽，並在最後時刻手持玫瑰、全體起立，在詩人西川的領讀下，與所有嘉賓一起誦讀了米沃什的《禮物》和里爾克的《在春天或者在夢裡》。

這是某網站“春天讀詩”的首場落地活動。

詩壇冷落久矣。遙想40年前，從“灑血祭雄傑”的清明，到“悲淚與喜淚交流的十月”，詩歌是一呼百應、雷霆萬鈞的大纛，是掛肚牽腸的“心碑”。而在十年之後，則隨著“尋根”的文化思潮滾過，漸漸退回審美圓心，對於生活幹預日漸其少。

由此想起孔老夫子的《詩經》情結。

無論孔子“十選一”地刪除，還是“基本不動”地勘定，老人家對於《詩經》的重視是沒有疑義的。雖然“四科十哲”裡“文學”排在最後，但是，能夠把文學德行、外交、政務等量齊觀，在彼時彼刻的老夫子那裡，已經是相當重視了。

《論語》裡數處直接引用《詩經》，而且每次都是恰到好處。

例如，《學而》裡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說弟子子貢悟出了“貧而能樂道，富而知好禮”的真諦。《八佾》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說子夏明白了“文學本原在人生”的道理。《泰伯》裡用“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悲壯地描繪大孝子曾子死裡逃生的“幸福感”。這些引用遠不像現在做學位論文，要用足夠權威“引得”顯示出來“學術前沿”，而是在論述中，不引用《詩經》裡句子，不足以表達複雜而生動的內容。

顯然，在詩歌的作用一端，孔夫子更看重社會功用。

《論語·陽貨》記載：“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老夫子告誡兒子孔鯉：不學《詩經》，便不懂如何講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會講話，或曰沒有講話藝術，德行如何表達，外交如何斡旋，政務如何實施呢？

在《論語·子路》裡，類似記載是：“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意思是：學習了《詩經》三百篇的內容，交給他政事，不能夠通達完成；派他到各地方出使，不能夠獨當一面從容應對。雖然擴大了知識面，又有什麼用處呢？所以，在孔夫子那裡，不食人間煙火的“純文學”是不存在的，立足點仍然經世致用。

而且，從“作家論”到“作品論”，在孔子及其弟子筆下，《詩經》的內容與禮樂教化、與做人人格水乳交融。

《論語·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錢穆先生解釋：“三百篇之作者，無論其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於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偽託虛假。”是故“詩言志”言說的，就是這樣的“志”。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考查，詩歌的四大作用才順理成章：“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興觀群怨、事君事父，主要強調的，還是“政治作用”與“社會作用”。

實際上，這種“應時而歌”的傳統源遠流長，可以用來理解中國進入新時期後，“政治抒情詩”為什麼拔地而起，摧枯拉朽。例如，獲獎詩作《對一座大山的詢問》，在宣佈為劉少奇同志平反之前，便滿懷深情又滿腔悲憤地詢問遍佈劉少奇同志足跡的安源山：“你有什麼心曲不好直言？/你有什麼苦衷不便明說？”內中既是“群”，又是“怨”，凸顯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人民鼓與呼”的正能量。

當然，作為藝術家和音樂欣賞家的孔子，聞韶樂能夠“三月而不知肉味”，不可能不顧及《詩經》的藝術品格。《泰伯》有句：“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這位名叫“摯”的魯國樂師，與孔子一起“正樂”，從開始演奏《關雎》到“亂”即結束，起承轉合，條理井然，洋洋灑灑，美不勝收。此處雖然沒有具體欣賞，但能夠合樂而歌的《關雎》的藝術衝擊力已被鮮明勾勒出來。為什麼能夠讓老夫子“陶天下之大醉”？《八佾》一章說得明白：“《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歡樂，但並不過分，有悲哀，但不限於傷損。正所謂把握住了藝術的“度”。

總而言之，孔夫子認為，詩歌教化的順序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這種興起、卓立、完成是神聖的、莊重的，為政與從藝是統一的。

可惜孔夫子倡言的“詩教”，我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泱泱詩國，在一段時間內是有點“跑偏”的，詩壇被權勢與銅臭氣浸染，詩歌成了沽名釣譽的工具，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行賄買官的原齊河縣委書記李鳳臣就出版七本詩集，成為“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並多次召開全國級個人詩歌研討會，詩作在全國第一流的文學刊物遍地開花，短期內成了“名滿全國”的“著名詩人”。試看該詩人“名作”《權力吟》：“權系民心聚，姓公不姓私。本是雙刃劍，傷人亦傷己。身為民之僕，必當明斯理。利為民所謀，權用民所需。”一邊是“高大上”的口號標語，一邊是“偽造縣委書記簽字讓大量社會閒散無業人員進入黨政機關”，對“思無邪”傳統詩歌藝術可謂褻瀆到家了。

所以，詩歌中興應與民族文化精神弘揚同步，老夫子的“社會責任感”至今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