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日空、明萬曆辛丑(1600)年進士，康元積

解讀百家姓康姓名人。康元積，字日空，明萬曆辛丑（1600）年進士。康姓，在《百家姓》排第88位，康姓是當今中國姓氏排行第75位的大姓，人口較多，約佔全國漢族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二三。

康姓名人：康元積

公元（1559-1613），字日空，號函三，明萬曆辛丑（1600）年進士，任太常寺博士達13年，改任吏科給事時未到任即病逝。光緒《湖南通志》、李元度《南嶽志》、《衡山縣誌》中，對他均有簡略的記述，衡嶽一帶，則頗為流傳他的故事。其一是：他嚮明神宗朱翊鈞上《保泰疏》，以“持盈保泰”為宗旨直言時弊，指責朝政，對皇帝和宰相都進行了辛辣的批評，更提出了頗為切合實際的建議。其次隨理學名家王家沐讀書，在王家沐父子死後為他們建“會靈精舍”，每年春秋在此舉行祭禮，兼作教育族中子弟的講學場所。會靈精舍成為繼文定書院而後的由南嶽籍的人手建的又一所書院。

在南嶽還留傳一句順口溜就是 “康家祠堂祭得怪，先祭王夫子，後祭康保泰。”康保泰是因為上保泰疏而得來的尊稱。而此處的王夫子，即是王宗沐、王鬥溟父子。康元積是王宗沐的門人。王鬥溟萬曆甲午（1594）任湖廣左參政，主持鄉試，又為康元積座師。康元積同時受王氏父子兩代的知遇而尊師之情愈重了。第二則是他奉旨封藩回衡山時，發現黃堡驛馬差事使衡山百姓疲於奔命，他致函湖南司道予以裁撤。一舉革了為害衡民的弊政。在上述流傳的故事中，康元積表現出政治、大膽、尊師重道，關心桑梓疾苦。官雖不大，能量卻不小。

《保泰疏》寫於萬曆36年（1608）正月，屢經奏進，直到萬曆40年初方得到當時皇帝和宰相的重視。宰相趙煥讀了《保泰疏》後，嘆為“天下第一人”。明神宗則將康元積由太常寺博士這類閒職改任為吏科給事，進入臺省供職。但康元積未等發揮他的才幹而匆匆謝世。《保泰疏》是以中國古代《易》理作為根據，從正月之卦象為“泰”一點，對它的內涵與外延，進行闡釋，結合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各方面情況，反覆曲盡的分析、申述，以動帝聽。它通篇充滿了宋、明理學的光澤，正如鄒元標在《康元積墓誌銘》中說的：“其文精、暢、奧、邃，置古名臣奏議中，當為心折。”特別值得稱道的是他敢於對皇帝和宰相直言指責。

他指責皇帝不能正確對待江西參政姜士昌、御史宋燾和咸寧知縣滿朝薦等人的正言，偏聽妄信而又不理朝政。“致使天下之大，悠悠泛泛，如無舵之舟；大小之政，日趨於頹靡而滿失其初；大小之官，日習於苟且而盡忘其故。”吏部則鬻官賣爵，“吏胥雜流，輒旦夕而得官。”戶部則財困糧空，“太倉無二年儲。”兵部則貪功好大，將疲兵惰，“或剝軍以養寇，或弄兵以修隙。”工部則搞皇親國戚的樓殿營建，對河道、農田基本建設卻馬虎了事。禮部則造成了“民競於偷，士習於躁，縉紳竟於門戶，文章竟於纖靡”的社會風尚。

洋洋萬餘言，劉部都批評到了，切中時弊，無外乎引起了神宗和宰相們的震動。他在裁革黃堡驛馬的例差致湖南司道書中更大聲疾呼，“衡山地瘠民窮”，驛馬官差所造成的重擔，雖“剜卻百姓心頭之肉”，也難以解決。這種血淚控訴，使湖南當道官員們不得不勉從其請，裁撤了這項吃人的官差，為衡嶽人民稍舒困境。衡山人民曾為此立碑記。

康元積20歲左右受業於王宗沐，難以胡安國的學術思想對他也有影響，加上家學淵源（他祖父康三泉是著名理學家鄒東廓的門人），因而在理學領域涉獵甚深。他專治《春秋》，又旁及諸子百家，佛道內典，著有《麟經約言》、《南嶽筆記》等。他原籍江西安福，因在南嶽讀書，加上祖父康三泉於嘉靖21至31年，十年中兩次來南嶽講學，南嶽又山明水秀，為宋代胡安國、朱熹、張栻，明代湛甘泉、羅洪先、鄒東廓等講授理學的勝地，諸多淵源，使他決定寄籍南嶽。南嶽會靈精舍側有保泰祠，就是康元積的子孫們祭祀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