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樹節談我國曆史上的植樹造林

1979年2月，我國正式將每年的3月12日定為植樹節的決議。但其實早在民國時期，我國就已經有了固定的植樹節，而在更久遠的古代，植樹造林也早已有傳統可循，在2018年的植樹節即將到來之際，就讓老黃曆為你回顧，我國曆史上的植樹造林。

我國曆代均有嚴懲盜損林木措施
　　永樂年間盜木十株“廷杖四十”
　　元代大都城外有寬闊的護城河，河畔植有大量林木。大德年間因看護不周，致十餘株樹木被伐，“成宗聞之，頓感不悅，令速查上奏。”“不日，刑部將盜木者繩之，以法而辦。”

明代為防止蒙古殘餘勢力南侵，在長城內外廣植樹木，輔以防禦作用，但有人私自砍伐樹木，以為柴薪。永樂年間居庸關附近村民盜伐林木十餘株，被查後，“廷杖四十，課以罰金”。

嘉靖年間有工部官員虛報種樹數量，騙取植樹款項，嘉靖皇帝“勃然而怒，斥其大膽妄為，隨革官職，永不任用，令加罰金。”崇禎五年（1632年）春，皇陵（十三陵）植樹千餘株，但一個月後許多樹木枯死，崇禎皇帝命人徹查。原來是上林苑林衡署（負責皇家果樹花木種植機構）官員在採購樹苗時，以次充好，購進的是劣質樹苗。責任官員遂被革職查辦。

清代林業法律中對園陵樹木的保護有嚴格規定：“凡盜園陵內樹木者，皆杖（用鞭笞或竹板打）一百，徒三年。若盜他人墳塋內樹木者杖八十。若計贓重於（徒杖）本罪者，各加盜罪一等。”雍正繼位時要求嚴格保護山林：“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歹徒之竊盜。”“有違者必處治，無論官民。”

在植樹成活率及養護管理方面，清代也有明確規定。康熙時曾規定：栽種儀樹（陵園內樹木），原定委官監種，限以三年。限內乾枯者，監種官自行補足，限外者，由部復給錢糧補種。

乾隆、嘉慶年間進一步修訂，改為“儀、行樹（道路樹木）株，三年限外，儀樹每千株回幹（枯死）不及十株者，免議，十株以上，降一級留任；行樹每千株回幹不及五株者，免議，五株以上，相關官員罰俸六月，二十株以上，罰俸一年，三十株以上，降一級留用。其儀樹每千株回幹至一百株以上，行樹每千株回幹至五十株以上，主管官員降一級呼叫，並將主管大臣罰俸一年。”

道光年間，有香山村民夜間到御園（靜宜園）牆外砍伐林木十餘株，想去蓋房，被夜巡的八旗護軍捉拿，隨即被送至大牢問罪。

民國時期曾定清明節為植樹節
　　警察負責京城植樹及林木看護
　　民國四年（1915年）7月，在孫中山的倡議下，當時的北洋政府將每年的清明節定為“植樹節”。由此京城便加大了樹木種植及管理。此前（清末），京城栽植行道樹已由巡警負責，此後進一步明確了植樹及林木看護為警察廳的職責之一。每年春季，由各城區巡警在轄區馬路兩側栽植行道樹，同時“沿街而巡，以維樹木，遇損傷者，輕則訓之，重則罰之，不一而論。”

民國十一年（1922年）5月，劉夢庚（字炳秋，湖北人）任京兆尹後，響應孫中山先生和馮玉祥將軍“為國植樹，造福於後人”的號召，於植樹節（清明節）之際率眾在京西石景山附近的蟠龍山上大面積植樹。

為紀念此次植樹活動，他還親手立了一塊植樹碑。正面鐫刻“輯威將軍京兆尹劉夢庚手植”十二個大字，背面題有“中華民國十三年植樹節”落款。這是北京地區最早為“植樹節”而立的紀念碑。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北平市政府在全市行道樹勘察報告中提到“全市各行道樹，除景山前街有梓樹、楸樹，天安門前有絨花樹（合歡樹），西黃城根有柳樹外，其餘多屬槐樹（國槐、刺槐）”。

民國十七年（1928年），改由北平市工務局管理行道樹。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由北平市農事試驗場林務股主管行道樹，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制定了北平市行道樹計劃，由此促進了京城城市道路的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