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以”字輩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變化

解讀百家姓茅姓。茅家“以”字輩見證了一個時代的變化。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為第一百十九位門閥。茅姓到2009年1月為止，在中國姓氏排名為119位，在中國的人口約四十萬多。

茅姓起源之茅氏家族

2006年1月，美國多家報紙報道了一條不起眼的訊息，“英特爾科學天才獎”給予了美國米慎聖荷西高中17歲的學生茅尚程1000美元的獎學金，以獎勵這個華裔學生從動物糞便中提取能量並轉換成天然氣的發明。半年後他被哈佛大學重獎錄取，主攻胚體細胞研究，2007年他又獲得了哈佛海克·史梅斯獎學金。

很多報道都在關注這位華裔學生的家庭：茅尚程的父母來自中國大陸，父親茅為友是1980年的第一批公費留學生，在加大伯克利分校獲得工程博士學位，母親茅為洵畢業於斯坦福大學，是茅為友家族的遠親。海外的記者們可能不知道，茅尚程不過是百年茅家一個繼承家學傳統的年輕後生。他的前輩裡，有大名鼎鼎的茅以升和茅於軾。

定居法國的傳媒人士茅青，今年4月出版了家族傳記《我們家的人和事》，第一次把這個科技工程世家的往事公諸大眾。經濟學家茅於軾，是中國最著名的橋樑專家茅以升弟弟的兒子，茅尚程是茅以升哥哥的曾孫；茅以升的女兒茅於燕是著名心理學家，被譽為“中國弱智兒童之母”……

為家人著書立傳是茅青的母親茅於蘭（茅於軾的妹妹）的心願，她是這個家族裡少有的文人，做過記者，當過大學老師。在接受週刊越洋連線採訪時，茅青說：“茅家是個大家族，親戚之間來往很多，很多人都對社會做出貢獻，我母親很想把這些親戚的故事寫出來。”起先茅青為母親蒐集過資料，後來母親得了老年痴呆症，採訪親友和寫書的重任就交到了茅青手中，“我們這幾代人的經歷見證了一百五十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為強國夢所做的努力、遭遇的挫折和走過的彎路。”

一夫二妻的痛苦

這個家族中最聲名顯赫的人是橋樑專家茅以升（1896－1989）。他做過這樣一番自我評價，“自1919年12月我歸國為社會服務，在幾十年的征程中，我所做的工作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持建造錢塘江大橋工程”。錢塘江大橋與茅以升的名字緊緊相連，有關話題多次出現在中國小的教科書上。而名人茅以升的晚年生活，尤其是因情感糾葛而遭受子女誤解，還是在茅青的這本書裡首次被披露。

茅青從小住在外公外婆家，茅以升是外公的哥哥，哥倆來往密切，兩家的走動也非常多。書中敘述的，有些是茅青親眼所見，有些是聽茅以升的子女們所說，有些則是茅以升自己所寫。茅以升在76歲時為四年前去世的亡妻戴傳蕙寫下了《蕙君年譜》一書，書中敘述了兩人相濡以沫五十四年的生活。

茅與戴的婚姻是在茅以升17歲那年由父母做主定下的，戴傳蕙年長一歲，生於江蘇揚州一個詩書之家，其三嬸是茅以升的姨媽。訂婚一年後兩人正式結婚，婚後茅以升回到唐山路礦學校讀書，後來又去美國留學。戴傳蕙帶著長子茅于越在南京婆家過著大家庭生活，一家十幾口人同住一屋簷下。

1919年茅以升學成歸國後與妻子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固然美滿，但也充滿動盪，戴傳蕙跟著四處教書的丈夫搬了無數次的家。1921年到1935年期間他們從南方到北方搬了八次家，到1949年時他們全家搬家高達三十餘次。四海飄零的不安定將妻子的能量消耗殆盡，茅以升寫過：“最大損失更是蕙君的健康。每到一處，都要重啟爐灶，安排子女上學，適應當地生活。所費心血可知。妻子病根潛伏，愈壓愈深……”

戴傳蕙的“病根”其實起於茅以升事業上一次刻骨銘心的打擊。1930年原本要去南京教書的他，受朋友之邀擔任鎮江水利局長時，淮河洪水堤壩潰決，茅以升因此被撤職，為丈夫日夜擔心的戴傳蕙患上了憂鬱症，每受驚嚇就會發病。

茅以升在事業上最輝煌的時刻——建造錢塘江大橋期間，成了妻子病情最嚴重的時刻。1933年茅以升在天津北洋大學教書，身體虛弱的戴傳蕙不斷在看著中西醫生，她滿心以為小家庭可以長治久安了。此時茅以升受邀去杭州商談籌建錢塘江大橋，他很興奮，戴傳蕙也為丈夫高興。到了杭州才發現造橋的困難並不小，戴傳蕙怕丈夫又像當年那樣遇到麻煩，心焦如焚，徹夜不眠，話語不清，舉止反常，精神上也出現了錯亂。

戴傳蕙常常自言自語，大橋不會修成的，即使修成將來也不會善終。真是被她不幸而言中了，1937年11月上海戰事爆發，為了讓更多的老百姓過江避難，此前防止敵軍襲擊而一直沒有開通的錢塘江大橋開放了，人們在橋面上行走，而橋墩里正藏著炸橋所需的炸藥。12月23日，一聲巨響，大橋被炸斷，蔣介石希望藉此拖住日軍進攻的步伐。1946年抗戰結束後，茅以升接到了修復大橋的命令，1953年大橋全面通車。

晚年的茅以升說過親手炸橋時的心情，“就如同親手掐死了自己的兒子一般”，而那段日子發生的一切對於戴傳蕙心底造成的陰影究竟有多大呢？建國後大橋建好，戴傳蕙的憂鬱症自然而愈，再也沒有復發過。

在戴傳蕙心目中，丈夫為人正直，對自己從無二心，夫妻關係始終和諧美滿。她絕對沒有料到，因為怕自己再受刺激，後來茅以升會一直瞞著自己一件大事，對一個居家女人來說可能再也沒有比這更大的事了：1946年茅以升在上海工作，妻子在南京老家而且常年多病，兩人處於兩地分居狀態時，他認識並娶了外室——出身於貧困家庭的20歲出頭的權桂雲，兩人還生了一個女兒茅玉麟。

因為隱瞞而一直相安無事，但是1950年中國掀起了“忠誠老實運動”，茅以升被迫向組織交代了他的“資產階級生活”（也就是娶了外室的情況），同時也不得不向妻子坦白。他自己形容當時的狀態，“妻子聽了頓時變色，一語不發”。戴傳蕙從未想過丈夫娶二房，她沉默了。從此在後輩眼裡，這個老人總是眉頭緊鎖著，心事重重，好像沒有高興過。“文革”開始不久，在鐵道科學研究院工作的茅以升已經受過了幾次批鬥，戴傳蕙因為多次驚嚇而忽然離世。

權桂雲和女兒搬到了茅家，料理家務，照顧老人的衣食住行。二十年來她第一次和茅以升在一起生活，十幾歲的女兒也第一次有了一個正常的家庭。茅青和兩位夫人都有過接觸，“兩位夫人我都認識，叔公的原配夫人戴傳蕙，我叫”二奶奶“（茅以升在家族同輩裡排行第二），1967年就去世了。後來的夫人1968年開始同茅以升居住，但在1975年也去世了，年僅50歲。”

有人諒解了老人，但有人始終沒有原諒。因為父親赴美求學，長子茅于越出生後一直由母親帶大，1949年之前他就去了瑞士聯合國機構工作，長期居留國外。1972年海外華僑可以回國探親時，于越曾帶著妻子和女兒回來過。但他始終不肯接受權桂雲，住在友誼賓館裡，沒有走進過父親的家。他甚至疏遠了自己的妹妹茅於燕，因為她沒有加入批判父親的行列。

1979年茅以升去歐洲訪問時去了于越在瑞士的家。他希望長子能關照一下當時生活狀況不好的妹妹玉麟，生氣的于越回絕了父親的這個要求，而且從此沒有理過父親。即使父親臨終病危，于越還是沒有任何訊息。茅于越同國內所有的親友都斷絕了來往，甚至和親妹妹茅於燕也沒有任何來往，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情況，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在世，“他要是在世也應該90多歲了。”茅以升彌留之際始終唸叨著這個兒子，無計可施的家人們最終想出了“善意的謊言”——他們編造了一封于越的來信。茅老捏著這封信告別了人世。

中國的傳統文化裡講究為家族諱為尊者諱，茅青此書一出，茅以升的晚年立刻成為被關注的焦點。“以前對茅以升的宣傳已經非常多了，但很多人不太清楚他晚年的這段生活。人們其實最關注人性的東西，我希望把茅以升還原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讓大家知道他晚年的一些痛苦。我好像在書裡也沒有透露什麼隱私，我對隱私沒太多興趣，而且我始終認為應該尊重個人隱私，我書中披露的個人生活都是公開的事情。而且要寫好一個人，寫出他的真實生活和真實想法時，不可能不涉及他的感情生活。當下中國人寫傳記特別是涉及到一些所謂偉人時總是把這個人寫得無血無肉，而且似乎是越無血無肉越好，我特別不喜歡這種寫法。如果刻意把一個人寫得完美，其實是把一個人寫死了，這樣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

從鐵道工程師到經濟學家

按照茅家宗譜，“以”字輩之後是“於”字輩。茅家“以”字輩見證的是一個古老而動盪的國度逐漸向現代化走近，“於”字輩的經歷，則更多的是中國走進泥淖，以及後來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和經濟騰飛的縮影。

因為名氣和聲譽，茅以升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了周總理的保護，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鐵道部放了茅以升一馬，但又想給他一點教訓，就將他同在鐵道科學研究院工作的侄兒——茅於軾打成了右派。1958年工程師茅於軾成了一名養路工，當年他撰寫的《蒸汽機操縱與焚火》一書再版，卻不能署自己的名，作者變成了當時年僅一歲的兒子茅為星。

“右派”的帽子改變了工程師茅於軾的人生軌跡，卻無意中促使他轉行開始研究經濟學。80年代茅於軾對經濟學的興趣日益增加，他在鐵道部研究院給研究生們講授微觀經濟學。1982年9月茅於軾第一次出國，在香港轉機時第一次看到了超市：商品眼花繚亂，東西放在架子上，顧客可以隨便拿，也沒人偷，太奇怪了。80年代初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茅家每個出國歸來的人都會大講出國見聞，“講者，眉飛色舞；聽著，心企神往”。

1984年茅於軾乾脆去了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專門研究美國經濟。那時中國開始調整價格，人們的薪水沒有增加，食品價格卻一下子貴了起來。茅青1982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在政府工作，月薪五十六元，每月還有五元錢的副食品補貼。但市場上無論是豬肉雞蛋，還是蔬菜水果，上漲的幅度大大超過工資上升的水平。茅於軾被妻子質問，改革就是大幅漲價嗎？茅青也對舅舅說，現在人們的生活不如從前了。可他卻堅持，沒有物價改革這個過渡期，經濟改革根本不可能完成，只有改革物價，讓農民有積極性，才能增加生產，讓票證時代一去不復返。生產的東西多了，物價自然就會降下來。

如今茅於軾這個名字經常與社會上各種爭論連在一起，即使生活在法國，外甥女茅青也會聽朋友問到，你舅舅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中國富人難道還需要有人為他們說話嗎？“好像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經常性地引起社會上如此廣泛的爭論。諸如學雷鋒，機場咖啡吧收費，窮人和富人，經濟適用房和土地該不該設紅線等等，總之，過不了多久就會引起爭論。”

茅青和舅舅接觸很多，每次回國也會去和舅舅交流思想，在茅青看來，茅於軾那一代人深受物質匱乏之苦，言論不自由之痛，社會不穩定之憂，他的三個基本思想“主張市場經濟，國家不要過多幹預；反對特權；強調社會道德和信用”正是出於他年輕時的經歷。2008年年底《中國企業家》雜誌評選出了“30年最具貢獻的10位經濟學家”，茅於軾名列其中。

從荒唐中開始的研究

被“文革”改變科研軌跡的還有茅以升的女兒茅於燕。茅以升曾經希望這個女兒能夠繼承父業學工程，於燕也在重慶中央大學建築系讀過兩個月的書，但她始終不喜歡數學，也不太適應獨自在外求學的生活，最終還是回到南京，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哲學心理系。建國後茅於燕一直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工作，研究如何“多快好省”地提高國小生學習數學的速度。“文革”中她被下放到湖北潛江的中科院五七幹校，“文革”後期中央有人發話“心理所還是有用的”，茅於燕回到了北京。

正當她和同事們在尋找科研專案時，上海傳來了一個訊息：有一個醫生髮明瞭讓“傻子”吃豬腦來補腦子，效果還很好，據說有一個十七八歲的智障青年吃了豬腦子後智力得到了恢復。當時主管衛生工作的王洪文做出指示，要求在北京首先推廣這一經驗。接到這一任務的北京協和醫院說自己只懂醫學問題，對智力落後者的精神和心理問題需要得到心理專家的配合，於燕被派去了協和醫院協助實驗。

現在聽來這樣的治療方式太不科學，可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國經常流行各種奇特的養生法。茅青說，她的外婆就曾經打過雞血針，吃過醋泡蛋，做過甩手操，“那個時代就是這樣”。

協和醫院和廣安門中醫院開設了兩個專門給弱智兒童吃豬腦的門診所，還和北京肉聯廠合作，把豬腦子製成豬腦片，每隔一個月讓智障人士來領一次豬腦片。智障研究在中國也是一個全新領域，從未接觸過的於燕找來了很多外文資料進行研究。沒多久唐山大地震發生，北京也陷入混亂狀態，豬腦片試驗停止了。“四人幫”被粉碎後，王洪文下達的這個科研任務也就停了下來。

豬腦片蛋白質含量不少，很多智障人士長期服用後身體明顯發胖，智力卻沒有提高。茅於燕其實也看不出吃豬腦片對弱智者有什麼效果，但她在試驗過程中接觸了不少弱智青少年的家長，家長們無助和期望的眼神讓她久久難忘。家長們天天來找她，她決定繼續在提高弱智者智力這一領域研究下去。

1973年才開始關注弱智兒童的茅於燕，如今是國內嬰幼兒智慧追蹤研究的少數幾個知名學者之一。她同北京兒童保健所合作完成的中國0至3歲嬰幼兒智力測查量表，在中國保健部門一直使用至今。現在老人已經80多歲了，但媒體對她的關注度有增無減，多數採訪都是請她談談如何開發兒童早期智力，也就是神童們。“神童畢竟是少數。茅於燕為自己做的這些事情而自豪。她做什麼都很認真，現在80多歲了，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把以前寫過的文章整理成書，但是沒有出版社願意出這些書，因為不賣錢啊。其實她寫的東西很有學術價值，特別是中國在弱智領域的研究還很薄弱。”茅青說，自己書中寫的關於茅於燕的部分也是老人親自整理的。

一代人來，一代人去

1969年中國破天荒地報道了一則美國的科技新聞，美國人登月成功。這則小小的訊息登在了《參考訊息》的一個角落，對茅家這個科技工程世家來說，再也沒什麼比巨大的科技成果更吸引人的了，但他們何嘗不感到心酸——英雄無用武之地。

茅青出生後一直生活在外祖父母身邊，每天吃飯都圍坐著一桌的人，週末還要在方桌旁加上一個大圓桌面。“文革”時很多家庭四分五裂，茅家卻沒有這種情況，茅青從小就知道，家裡說的話不能在外面說。大家在飯桌上傳遞資訊，評論時事，諷刺挖苦和感慨嘆息，即使必須把聲音壓得低低的。

1972年茅青家迎來了第一個海外親戚——外婆的侄子，和他的一兒一女。外國表弟和表妹的打扮太奇怪了，一個穿著帶穗穗的牛仔褲，一個穿著露肚臍的低胸裙子，好幾撥鄰居湧過來看“外國人”。一起去外面玩，一路走一路有人圍觀，有時圍觀的人還跟著一起走，似乎看也看不夠。吃西瓜了，茅青每次都吃得十分乾淨，看見青皮還不停，還要再啃一口，可是他們兩人吃到一半就不吃了，下面留著一大塊的紅瓤，讓中國孩子們看呆了。茅青用提琴拉起了朝鮮電影《賣花姑娘》主題曲，美國表弟告訴她這是美國民歌，“沒想到朝鮮會用美國民歌曲調”。

但是走出了家門的茅青還是能感受了異樣的氛圍，“至今為止我讀到的寫‘文革’的比較多的是幹部家庭的孩子，我這樣臭老九家孩子寫‘文革’的不太多。幹部家的孩子都有很多‘鬧革命’的歷史，比如去抄家，鬥人和武鬥，所以那些孩子現在常常反思、反省甚至懺悔什麼的。我們這些臭老九的孩子輪不上這些‘好事’，我們是儘量躲起來，當時不被別人罵就不錯了。”那時茅青住在北京王府井大阮府衚衕一個帶院子的平房裡，前院有很多戶人家，後院只有兩戶人。“我儘量從後院進出，少遇到人為妙。前院進出經常會遇到同齡的孩子，他們總是欺負我們，罵我們或者向我們吐口水，我特別怕走前院。”

茅於軾的弟弟茅於海在“文革”時期的情緒也是一落千丈。他從小喜歡動腦筋，是兄弟姐妹中最聰穎的一個，從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畢業後留校任教，因為是電視教研組的科技尖子，成為了清華校長蔣南翔的“紅人”，很快入了黨。因為有海外關係，他被禁止參加保密的科研工作，還落個了裡通外國的“特嫌分子”惡名。

當年入黨後茅於海覺得媽媽太落後，就送給了媽媽一本高爾基的小說《母親》，還在扉頁上寫著“母親，真理是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這個時候，家裡人就經常用一句話來“奚落”他，“哎，母親，真理是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在家裡人的鼓勵下，不服氣的茅於海在圖書館和專利局裡尋找到各種公開的“保密資料”，寫出了《頻率捷變雷達》一書，誰知道領導又說他為名為利，不安分守己工作，禁止出版，還要開會批判。1984年茅家收穫了久違的大喜事：茅於海發明的自適應捷變頻雷達獲得了中國國家發明一等獎。那本被批判的書也重見天日，得以出版。第二年美國國防部竟然將此書全文翻成了英文，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Lind教授評價此書說，“我看不懂中文，但從書中的圖示和公式可以看出，此書是這個領域最權威的書。”他寫信給茅於海說，我的同行也都非常讚賞這本書，能不能我出錢買20本？這本書當時的價格是1.65元人民幣，茅於海自己買了20本寄給了瑞典的Lind教授。1990年茅於海被斯坦福大學聘為客座教授，後來進入美國ESS（億世）公司擔任首席科學家。

其實在中國雨過天晴後，“於”字輩大多數到了退休年齡，風華不再，兩鬢斑白，最好的時光在荒唐中被消磨殆盡，能活下來已算幸運。進入21世紀後，步入古稀之年的茅於海帶著技術和經驗回國創業，他總愛說一句話：“我們今天發揮的餘熱，比當年發揮的主熱可要熱得多啊。”

“於”字輩的後面是“為”字輩，茅家“為”字輩的人多數進入了知天命之年，大多生活安定，兒女成行。80年代起很多茅家人踏上了出國的路，大多定居國外。出國定居的“為”字輩多數依然在美國從事高科技工作，或公司任職或大學教書。

如今茅家新一代的“尚”字輩正處於風華正茂的年齡還在成長中，有的已經大學畢業進入了職業生涯，有的還在中國小讀書。茅青說她寫此書，“一是為母親了一個心願，這也是對我們家長輩們的懷念和感激；同時也希望生活在海外的很多不會說中文的茅家下一代，能夠了解自己的根”。

效果很明顯：上個月，茅以升的外孫女Elaine帶著兩個女兒專門到巴黎找茅青。Elain的媽媽茅於璋1948年去了美國，在那邊結婚生子，和茅青差不多年齡的Elain不會說中文，兩個女兒也不會說中文，甚至不知道茅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