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誠信故事和傳說，以“信”為真理

位列中國歷史上十大商幫之首的晉商，之所以能夠在明清兩朝五百年間稱雄全國乃至延伸商業版圖至海外，除了當家人本身具有出眾的謀略膽識，古代中國聖賢思想的薰陶和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尤其一個“信”字，是晉商骨子裡從未斷絕的血液。今天的晉商文化就為你講述幾個晉商誠信故事。

1、永遠的誠信
　　喬致庸做生意，講究一個“信”字。這可以說是喬家的傳統，是晉商的傳統，更是整個商界應該傳承的商業品格。古人常說，無信不商。對於喬家來說，更是如此。喬致庸從小耳濡目染，在他身上能夠看到喬家一貫守信的風格。再加上他從小讀著聖賢書長大，儒家當中所傳達的仁義禮智信更是讓他受益匪淺。在喬致庸眼裡，寧可賠錢，也不能失信。他明白，信譽是商家的根基，是商號的命脈。

復盛西鋪是喬家在包頭的一大商號，主要經營糧油，不管是質量還是分量都有所保證。要知道，在那個市場裡，到處都是弄虛作假的商號。有些商家們在賣米麵的鬥上做手腳，缺斤短兩的事情屢見不鮮。喬家就靠著長期形成的良好信譽讓復盛西在包頭穩穩站住了腳，到這裡購買糧油的人絡繹不絕。

有一次，復盛油坊往山西運送一批胡麻油，經手的夥計為了從中謀利而在油中摻假。掌櫃的發現後，將夥計痛斥一番。凡是喬家人都知道，信譽連著財路，信譽沒了，財路也就斷了。掌櫃的命人倒掉整批摻假的胡麻油，重新換了貨真價實的胡麻油。這個舉動雖然讓喬家損失不少，但是卻為喬家贏得了守信的美名。看長遠些，這個舉動足以為喬家吸引更多的商戶。

喬家也有“摻假”時候，但是這種“摻假”卻非同一般。喬家的通和店在包頭的糧油店裡是一霸，東西從來不缺斤少兩，也不弄虛作假。長久以來，通和店在包頭市場上贊聲一片。每到年跟前的時候，就是通和店最忙的時候，達官貴人也好，平頭百姓也罷，都會到店裡來買糧油過年。

所有糧油店的白麵、大米都是有等級的，有錢人自然能吃上好一些的米麵，窮人家就只能買最普通的糧油。為了能讓窮人也吃上好糧食，喬家故意將上等米麵摻到了普通米麵裡，並按照普通米麵的價格賣給窮人。

窮人們知道後自然是對喬家感恩戴德，也會常常光顧通和店。喬家之信，不僅是信譽，還有信義，而且對準的是每個人，不分等級，不分富貴，只要上門就都是客，就都該受到同等禮遇。有這樣的仁厚和誠信，喬家在商場博弈中便勝券在握。

在喬家票號沒落的時候，喬致庸的後人都在延續著喬致庸的信譽。20世紀30年代，中原大戰，經濟衰退，晉鈔貶值，晉鈔跟新幣之間的兌換比例大概是250000：1。這對當時的金融業來說無疑是個危機，但對於已經奄奄一息的喬家大德通票號來說，完全有望藉機翻身。對所有的儲蓄戶都以晉鈔而非新幣支付，那麼大德通票號就可以利用差價大賺一筆。但是，如果這樣做，喬家辛苦積累的信譽將毀於一旦。

為了維護商譽，喬家毅然決定收晉鈔，支新幣，讓百姓手上的錢可以在各地自由流通。大德通最終還是倒閉了，可是喬家所留下來的商業精神卻成為晉商的驕傲，成為整個商界的財富。

2、常氏家族：災荒年搭戲臺
　　公元1887年，在中國歷史上是光緒三年。山西、陝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來最大的一次旱災。其中山西是災情最嚴重的地方，顆粒無收的情形到處可見，災荒持續了三年。據清政府的官方文獻記載，當時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於這次災荒。

發生這樣嚴重的災情，商人當然也不可倖免，眾多的晉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損失尤為嚴重。當時支撐常家家業的主要生意是與俄羅斯商人進行的茶葉貿易，大量的茶葉從江南產茶區運往中俄邊境。大災之年糧食絕收，連人都要以樹皮、草根果腹，平日裡依靠大批牲畜充當運輸工具的隊伍，這時是無論如何也組織不起來了。由於商路的斷絕，過去晉商每年向俄羅斯輸出的20萬擔茶葉，銳減到8000擔。從這組數字就不難推測出常氏家族當時所蒙受的損失。

為了不坐以待斃，常家曾想出各種辦法來渡過難關，包括省吃儉用，縮減開銷。但與此同時，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這個緊要關頭對外宣稱，拿出三萬兩銀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戲臺。這不是在這麼個困苦中擺闊氣，而是要用戲臺作為藉口，給本村的和鄰村的鄉親們變相地賑災。也就是說，我常氏家族要蓋房，要鄉親幫忙，只要鄉民能搬動一塊磚頭，就給飯吃。賑災也不落一個施捨的名。

常氏家族認為沽名釣譽的名聲是斷然要不得的，他們把自己的善良舉動，用修造戲臺這樣的藉口掩蓋起來。而掩蓋樂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讓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嚥下通過辛苦勞動換來的一餐一飯。大災持續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續了三年。當年被救助的窮苦人也好，今天為此感嘆的人也好，有誰能說清常家這個本以經商獲利為業的家族為此付出的代價呢？

3、日升昌：亂世中的誠信
　　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北京城中許多王公貴戚、豪門望族都隨著慈禧、光緒逃往西安。由於倉皇，這些人甚至來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銀細軟，他們隨身攜帶的只有山西票號的存摺，一到山西，他們紛紛跑到票號兌換銀兩。山西票號在這次戰亂中損失慘重，它們設在北京的分號不但銀子被劫掠一空，甚至連賬簿也被付之一炬。

沒有賬薄，山西商人就無從知道什麼人在票號裡存過銀子，更無從知道儲戶到底存了多少銀子。在這種情況下，山西票號原本可以向京城來的儲戶言明自己的難處，等總號重新清理賬目之後再做安排，這樣的要求可以說合情合理。因為來取銀子的難民剛剛經歷過京城的兵災，很多人甚至是親眼目睹了票號被劫掠的情況。

但是，開中國銀行業之先河的日升昌票號沒有這麼做，以日升昌為首的所有山西票號都沒有這麼做。他們所做的是隻要儲戶拿出存銀的摺子，不管銀兩數目多大，票號一律立刻兌現。山西票號這樣做，無疑是承擔了巨大的風險，面臨眾人的擠兌，再加上真假難辨，在這種局面下，票號經營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滅頂之災。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號面臨危難之時所表現出的膽識讓人讚歎。他們不惜以不計後果的舉措向世人昭示了信義在票號業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以義制利的古訓被晉商透徹地理解之後貫徹在實踐當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來山西票號擠兌銀兩的多是王公貴族，他們的行為屬迫不得已，是國難所致。不論時間長短，災難是會過去的。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經濟實力都不容忽視，為此從長遠看，票號冒一定的風險，有可能會給自己帶來更多更大的機會。

以後的事實證明，日升昌的判斷是準確的。戰亂過後，當他們在北京的分號重新開業時，不但普通百姓紛紛將積蓄放心大膽地存入票號，甚至朝廷也將大筆的官銀交給票號匯兌、收存。日升昌為首的山西票號在擠兌風波中，以甘冒風險的代價換來了名利雙收。義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價值觀，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而公之業益饒，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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