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中國古代的狗，狗年說狗
隨著人們進入2018農曆戊戌狗年，“狗年說狗”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狗被稱為“人類最忠實的好朋友”，自古以來與人類生活關係緊密，確實值得一談，那麼就讓民族文化為你說一說中國古代的狗。
作為人類最早馴化的家畜，狗的存在和進化都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在我國，作為十二生肖中的一員，狗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始終有著很高的地位。這一點從中國不斷出土的考古發現中可見一斑。
人類自創造文字伊始，就有了關於狗的記載。《殷墟文字類編》中有狗的象形文字，《易》中有代表狗的符號，《詩經》有“無感我悅兮，無使龍也吠”的詩句。這裡的“龍”指的就是狗。
古籍中狗的別名很多，狗高四尺則謂“獒”，體大者曰“猗”，善捕獵、看田者曰“良犬”，良犬有鳥龍、韓盧、殷虞、茹黃、鬱林、地羊、白龍沙等名稱。《周禮》稱養狗的人為“犬人”。
漢代始設訓營狗官職叫“狗監”。漢武帝甚至為狗建了“犬臺宮”。《三輔黃圖》載：“犬臺宮，在上林苑中，去長安西二十八里”，在“犬臺宮”外又建築了“走狗觀”。漢靈帝更是愛狗愛得發狂，史稱他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緩”，“王之左右皆狗而冠”。給狗戴冠系緩，使狗成名副其實。
古代盛行用狗祭祀和喪葬的風俗。《禮記·曲禮下》雲：“凡祭宗廟之禮，犬曰‘羹獻’。”《說文》：“獻，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段玉裁案：“羹之言良也；獻本祭祀奉犬牲之稱。”可能古人認為狗肉做的羹很美，便奉以祭祀神靈或祖先。
夏代的二里頭遺址，唯一的大墓發現一個用漆朱木匣裝的完整的狗骨架。另外，甘肅玉門的夏代火燒溝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中也有狗。商代的家畜，除了食用及其他用途之外，大量的被用於祭祀或喪葬，狗也不例外。商代的祭祀遺址中狗骨發現較多。商代的墓葬，在腰坑中殉狗相當普遍。
西周早期的中型墓中，有的將整腿牲肉或整個牛頭、狗頭等放在一起，表明人們將牛、狗等肉食動物獻給死去的親友。在洛陽的東周王城內發現的“天子六駕”，每一車廂內都有一具完整的狗骨架。
秦國在春秋時期就有在四方城門殺狗御災的風習。漢代乃至以後仍盛行此俗，民間喜殺白犬祭祖。《風俗通》卷八說：“殺狗碟邑四門，以御蠱災。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曰正月白犬血，闢除不詳”。《四民月令》載：當時的宗族十一月便要“買白犬養之，以供祖禰”，正月則“收白犬骨及肝血”。
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家犬的遺骨最早見於新石器時代的中期約公元前7500至前5000年，並且主要發現於中原地區。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發現狗骨的遺址主要有：河南舞陽賈湖、新鄭裴李崗、河北武安磁山等。這表明家狗的飼養在中原地區已得到發展，但用狗殉葬的現象似乎才剛剛開始。完整的狗骨架隨葬僅見於賈湖墓地，用狗骨隨葬的墓也只有賈湖的M341，且只發現有一小塊狗骨。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大多數仰韶文化的遺址幾乎無一例外都有家犬的遺骸出土。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從北方到西方，都發現有狗的遺骨。
這些遺址包括黃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遺址、大河村遺址、大汶口文化等遺址；西北的馬家窯、馬廠和齊家文化的遺址；東北的新開流、富河文化的遺址；長江流域的河姆渡、馬家浜、崧澤遺址。在這一時期，狗的飼養普遍，不僅表現在發現狗遺骨的遺址分佈的地域更加廣闊，也表現在狗遺骸數量的增加。
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無論在遺址的居住或墓葬區，狗骨的數量都相當少，而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狗骨在以上的遺址則有較多的發現。墓葬區發現的完整狗骨的數量的變化便能證實這一點。
新石器時代中期，在賈湖發掘的600座墓中，僅有6具完整的狗骨葬在墓地或其邊緣。而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在文化面貌和年代與賈湖最接近的淅川下王崗遺址，屬仰韶文化一期的123座墓中，就有6只狗殉葬，其中M285有2條狗隨葬。在山東邳縣大墩子遺址的342座墓中有14條狗隨葬，其中M400隨葬3只。
有意思的是，就是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不同階段，狗的數量，也有增多的趨勢。仍以資料詳細的賈湖為例。在賈湖發現的11具完整的狗骨架中，屬裴李崗文化第一期的是1具，屬該文化第二期的是2具，而屬第三期的則是8具。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屬該時期的山東膠縣三里河遺址下層出土的狗形04267：1，造型生動，形象逼真；山東大墩子遺址的M213、M313各隨葬一狗模型，這大概是最早用狗隨葬的現象。大量的墓葬發現完整的狗骨乃至狗模型，表明狗牲的現象相當普遍。同時，這似乎也暗示了狗與人的關係的更加親近。
既然如此，那麼狗的功用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是否也有所變化呢﹖從狗隨葬的位置變化中，我們也許能夠發現一些有趣的線索。
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用整狗隨葬的現象主要見於賈湖。在賈湖報告中，舉發現的完整的狗有11只，這些狗都葬在房址中、房基旁，或葬在墓地中及邊緣地帶。這種現象，在民族誌也可見類似的材料。
如哈尼族認為狗是管理村寨的，所以常用狗作為保衛村寨的犧牲葬於村寨邊緣或村寨中。以此反推之，賈湖遺址所殉葬的完整的狗的主要的功用也是護衛村寨，或護衛象徵村莊的墓地。
但在賈湖的大量的隨葬工具的墓葬中，卻沒有發現完整的狗骨架。這說明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狗的主要是看守門戶的“衛士”，而與狩獵的聯絡則不很密切，很可能還沒有用於狩獵。
但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在劉林遺址屬大汶口文化的197座墓中，就有八座墓隨葬犬8只，“隨葬的狗架都側臥在架的腿部之上頭與人架相一致”。在其中的M25中，隨葬品有石頭、匕首等，其墓主很可能是一個獵人。
最有特點的是下王崗屬仰韶文化一期的M285，該墓隨葬的工具只有石鏃，一狗架在墓主左上側，一狗架在墓主右腳旁和人頭方向一致，似乎表現出一個獵人狩獵的景象。
以上跡象，使我們很難排除狗在這一時期用於狩獵的可能，至少是與狩獵有關的可能。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中國，狗很可能已具有了在歷史時期所具的全部功用，不僅是人們守門看家的“衛士”，也是人們狩獵的“助手”。
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約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狗的飼養和殉狗的現象更為常見。在該時期的邊遠地區，福建的曇石山遺址和雲南的大墩子遺址都有家犬的遺骨出土。在膠縣三里河的龍山文化遺址發現用狗祭祀的遺蹟。甚至在渤海海峽上的大口龍山文化遺址中也發現用整狗的祭祀坑。
綜上所述，我國家狗的飼養至遲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已經開始，殉狗的現象也在這一時期出現，但發現的狗個體較大，功用也很簡單，似乎還處在初始發展的階段。
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狗的飼養範圍遍及我國大部分地區，狗牲的現象相當普遍，狗的功用也比較複雜，這些標誌著狗的飼養已經發展到成熟的階段。而到了新石器時代末期，狗的飼養幾乎遍佈全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