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卞氏始遷祖卞源是忠貞公卞壼的後代！

解讀百家姓卞姓。關於韓國卞氏始遷祖卞源，竟然是忠貞公卞壼的後代！卞氏是一個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體，在當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243位，人口約三十八萬一千餘，佔全國人口總數的0.00024%左右。

卞姓文化之韓國卞氏始遷祖卞源

自從拜讀了卞國文化研究會會長卞元榮先生撰寫的文章《韓國紀行：記卞國文化研究會的韓國參訪活動》，我就悄悄留意收集這方面的資料，甚至從圖書館借了一本民國年間歷史學家蔡東藩寫的《唐史通俗演義》。因為後來我讀了元榮先生寫的《韓國卞氏一世祖卞源考》，他在文章中寫道：“卞源身世如何？餘曾委託幾位中國史學家查詢史料無果，如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武黎嵩告訴餘：‘我用二十四史人名通檢沒有查到卞源’。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羅口偉教授和夫人卞學診告訴餘：‘遍翻有關唐史的中國古籍，並無有關禮部尚書卞源的記載，也無卞源其人”。

看到這，我幾乎洩氣了，接下來，元榮先生又寫道；“餘查閱江蘇高涥、溧水、鹽城、常州，山東菏澤、嘉祥等地卞氏族譜也無果，為什麼會如此？”，於是我徹底洩了氣。儘管在文章中元榮先生依然找了多種理由進行分析、推測，但最終也只是得出了一個可能性的猜想，即“那麼卞源之先祖究竟是誰呢？這是中韓卞氏都十分關心的問題，餘經過研究後認為卞源是東晉尚書令卞壼之裔孫可能性極大”。

我心想：正史既然沒有，野史或山海經抑或歷史傳說這類的就更不可靠譜了，各地的卞氏族譜也沒有，這麼著名的人物怎麼會沒有記載呢？於是，我自作聰明、異想天開地想，唯一的途徑就是找到一個介於正史和歷史傳說之間的資料，而蔡東藩寫的《中國歷史通俗演義》，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恰恰符合了上述要求。然而，因為工作十分繁忙的緣故，這本書至今尚未讀完，可又不想放棄，已經反覆借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其實非為讀也，就是希望能在當中發現些什麼。

今年韓國卞氏訪問團來華，原來的安排是有南京行程的，因為南京是東晉的都城，晉尚書令忠貞公卞壼及其二子卞眕、卞盱就在南京為國捐軀的，祠、墓就在今天南京朝天宮西側的卞公祠，代有興築，屢有褒諡。為了迎接韓國卞氏宗親的到來，我已經悄悄準備了好幾天，就是為了提前做好接待工作，後來聽說因為時間原因，只在山東境內訪問，心中不免遺憾。元榮會長邀請我去上東參加，恰好我們又計劃於4月3日在揚州召開“2012江都卞氏族親第三次合譜懇談會”，和去年去韓國訪問一樣，依然未能成行。

這次會議開得很成功，作為揚州卞氏家族文化傳承委員會常務副祕書長，很是欣慰。會後，一些得知資訊的宗親，紛紛與我電話或郵件聯絡，有向我提供哪裡有還未聯絡上的卞氏宗支的資訊，有向我諮詢情況的，也有讓我幫忙查詢先祖並通過世系表確認了的，總之反響很好。

最近讀了元榮先生的新作《韓國卞氏代表團赴魯尋根祭祖紀實》，原來發給我的初稿是這樣寫的：“據考證，卞壼還是天下廣大卞氏的共同先祖。這次韓國卞氏代表團來山東最重要目的是祭祀卞壼公，他們之始遷祖卞源在1300年前被唐玄宗派去韓國，據中韓雙方考證分析，卞源極有可能是壼公之後，所以他們來此祭祀壼公絕非偶然”。

後來看到對外發表時又作了較大的修改，蓋因元榮先生是治學嚴謹之人，加之歷史考證又是個異常嚴肅的事，容不得半點馬虎，更容不得半點臆想。修改後的文字就變成了：“據考證，卞壼是鹽城、連雲港、勝西、邳州、江都卞氏的共同先祖。這次韓國卞氏代表團來山東最重要目的是祭祀卞壼公，他們之始遷祖卞源在1300年前被唐玄宗派去韓國，據中韓雙方考證分析，卞源極有可能是壼公之後，不知高淳卞氏家譜是否能有記載？所以他們來此祭祀壼公決非偶然。”

看到這裡，我想每一個卞氏族人的心裡都是沉甸甸的。是啊，換做誰都會有感觸啊，誰不希望把“可能”兩個字拿掉呢？可既是考證，要憑證據啊，而且是明明白白的，決不能牽強附會，更不能是猜測。

正因為元榮先生在經過慎重考慮、反覆推敲的修改中添加了一句話“不知高淳卞氏家譜是否能有記載”，一覺驚醒夢中人，冥冥之中似有天定。

元榮先生是見過《高淳卞氏宗譜》的，說是足足有兩大箱，內容之豐富翔實可想而知。光緒廿五年（1899）修訂的《江都卞氏族譜》上多次談到各地的卞氏宗譜，其中就包括高淳汝南譜、陽湖勝西譜、江陰陶城譜、丹徒譜、毘陵（今江蘇常州武進，也稱毗陵）譜等，在第十一卷《同宗紀略目錄》還專門介紹了浙江“嘉興譜序”、浙江“嘉善世表”、江蘇“淮陰宗系”、河南“淮慶宗系”、遼寧“蓋州宗系”、貴州“仁懷宗系”、潤東宗系等。

2009年江都卞氏族人著手準備續修“忠貞堂”《江都卞氏族譜》，為了搞清楚《高淳卞氏宗譜》與《江都卞氏族譜》之間的脈絡、世系傳承關係，2011年10月份，在溧水卞氏宗親的牽線下，趕在高淳卞氏宗親的老人集體聚會時，我邀請了南京大學武黎嵩博士一起趕赴高淳，然而一無所獲、失望而回。後來溧水卞氏宗親借給我一本影印的“敦倫堂”的《高淳卞氏宗譜》，這是溧水宗親為修訂《溧水卞氏家譜（光裕堂）》而從高淳宗親那兒影印的，之所以稱“光裕堂”，不是取“光前裕後”的意思，而是忠貞公卞壼的曾祖父卞耀，字光裕，此見《江都卞氏族譜》，故譜牒間可以相互印證。我將“敦倫堂”的《高淳卞氏宗譜》與《丹徒譜》、《蘇州卞氏宗譜》、《建湖卞氏宗譜》等譜牒的世系進行了比對，發現從壼公之後就已經紊亂了。

“忠貞堂”《江都卞氏族譜》在修訂時從《光河京邸札記》（光河是系晚清閩浙總督卞寶第的父親、1823年道光癸未科進士儀徵卞士雲的字）摘錄了歸安同宗卞斌（字叔均，號雅堂，清浙江歸安，今浙江吳興人，嘉慶進士）寫給卞士雲的書信《歸安同宗雅堂斌寄士雲書》，主要是應卞士雲的要求，對新修的《江都卞氏族譜》世系考證等事宜提出意見和建議，卞斌在信中談到，對於舊譜與史書明文記載不符的，“決應刪去其誣，愚又思之，數百年相傳舊譜一旦，而世輩易顯爵，刪自非通人，誰肯從之，且又以為，今日改之是以前人為非也，不知前人作書有不知後人之精者。”從上面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江都卞氏族譜》在修訂時是比較嚴謹的，體現了還原歷史、實事求是的原則。

家譜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它與國家正史（如《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地方誌（如《金陵志》、《江南江寧府志》、《揚州府志》等）並稱為三大史料來源之一，這是歷史學界一致公認的。由於歷史上戰爭、移民遷徙、改朝換代等諸多原因，公開資料中很多歷史人物的個人資訊常常缺失，特別是一些詳細資訊，比如世系行第、配偶子女、生卒時辰等情況，而這恰恰會在家譜中予以記載，這是家譜無與倫比的最大優勢。

《江都卞氏族譜》在“考訂本始圖”中，以卞壼為第一世，順序往下排列，列出了名、字、官職（履歷）、配偶、子、派系等資訊，並且出現了很多註解。在述及第一世忠貞公時，在“忠貞公，諱壼，字望之，世居山東濟陰冤句”之後加了註解“歸安裔孫卞斌按：濟陰當作濟陽，隋大業三年始改晉濟陽為濟陰郡，譜史成於隋後，故皆稱濟陰，惟晉書地理志作濟陽，可據譜而均當改正”，本條註解還有“見高淳譜並本”，“具見本傳”，“互見高淳、陽湖譜”，“見晉書成帝紀”。可見當時考證之嚴謹。

在述及第二世時，加了註解“以下皆據高淳汝南譜”（直至第二十一世出現“以上皆據高淳汝南譜並參丹徒譜”）。述及第二世卞耽，“耽，官尚書郎，配趙氏，子鏞，孝武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時論榮之”，此處加了註解“並見高淳譜”。經查《晉書》卷79《謝安傳》，載有“寧康初，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巨集執經，（車）胤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與家譜記載完全吻合。述及第七世卞棟，“棟，字（缺），官至太子洗馬”，此處加註“據高淳汝南譜與舊譜、丹徒譜、陽湖譜迥異”。由此可見，忠貞堂江都卞氏族人在修譜時參閱了大量資料，而且也發現了各地卞氏譜牒之間存在的差異。

從第九世卞煥“煥，字文茂，隋大業間拜中丞，配岳氏，子顯”之後，陸續出現了隋朝和唐朝的年號，元榮先生在《韓國卞氏一世祖卞源考》寫道：“卞壼後代在唐朝為官者很多，各宗支家譜皆有記載”這是與史實相符的，元榮先生還以鹽城“忠貞堂”《卞氏宗譜》記載的為例進行了舉證，即鹽城“貞堂”《卞氏宗譜》記載的，十二世卞煥仕唐為中丞，十三世卞鸞仕唐戶部員外，十四世卞英仕唐歷任三朝拜官闕，十五世卞禹仕唐為常侍，十六世卞符任禮部尚書等等。其實，這時距離廬山真面目只隔“一層紙”了，可是偏偏一步之遙，卻比登天還難。最終，元榮先生沒有找到韓國卞氏始祖卞源的確鑿證據，在文章中說道：“據韓國卞氏家譜記載，卞源’唐天寶中為禮部尚書‘（公元742至756年為唐玄宗天寶年間），其身世可能因安祿山造反或唐後五代十國戰亂原因而入失考之列，成為千古遺憾。”

再看《江都卞氏族譜》記載的，與鹽城“忠貞堂”《卞氏宗譜》的記載迥異，對比之下，《江都卞氏族譜》考證更為嚴謹，內容更為詳實。然而恰恰就是因為這一點，我才有了驚天大發現。

《江都卞氏族譜》中的第十世列了四個人，其中，“鸞，字鳴和，唐貞觀間官戶部員外”；第十一世共列了六個人，先後為：“芳，字廷瑞，唐咸亨間五經博士，配李氏，子銓；萱，字廷棟，仕唐歷任三朝，中宗復位功拜（缺官），配王氏；莠，字明仁，號國柱，為王府儀賓，贅公主李氏；英，字承祖，號公傑，仕唐歷任三朝，開元間拜（缺官），配岳氏，子禹；浩，字廷茂，配王氏，江陵派；源，字廷清。”後面就是第十二世了。

看到這裡，我心中為之一怔，恰恰就是“源字廷清”四個字，就是我們海內外卞氏魂牽夢繞、苦苦尋找的啊！有了這一發現，再回過頭看，無論是世系中所列的時間，隋大業（605～618）、，唐貞觀（627～649）、唐咸亨（670～674）、唐開元（713～741），還是因為去了韓國杳無音訊而致族譜沒有更多的資訊，等等，驚人的吻合，這些，元榮先生在文章中已經說得十分清楚了。

最終的結論：韓國卞氏始祖卞源就是忠貞公卞壼的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