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姓氏的形成和發展的五大階段

世界上的人事物都無法做到一出現便登頂到最高處，隨著時間而產生改變以及發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國姓氏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五個階段。

那麼，本期中國姓氏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中國姓氏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姓氏萌芽階段。

在我國古代典籍中，儲存著漢族和少數民族圖騰信仰的紀錄。如《史記·五帝本紀》中說：黃帝“教熊、羆、貔、貅、豹、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其中的“熊、羆、貔、貅、豹、虎”實際上是指以野獸命名的六個氏族。這些野獸就是六個氏族的圖騰。所謂圖騰，是指上古時期人們認為每個氏族部落與某種生物有著親緣關係，或跟某種無生命的物體有著特殊的聯絡，初民們把這類生物或物體視為整個部落的祖先、象徵物、庇佑者。

《後漢書·西南夷列傳》記載：“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遁水，有三節大竹流於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這種圖騰崇拜其特點是“相信人們的某一血緣聯合體和動物的某一種類之間存在著血緣關係。”（《普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三卷383頁）綜上所述，可以知道，中國的姓氏同樣萌芽於原始社會的圖騰崇拜中。

第二階段：姓、氏、名分化形成階段。

姓氏表示血緣關係的世系群的稱號，它起源於母系氏族。從“姓”的本身可以看出，它有“女”和“生”兩個字構成。中國最早的姓大多帶有母系社會的痕跡，如“姬、姚、姒、媯、姜、嬴”等。氏則是同姓衍生的分支，源於父系社會，也就是族號。鄭樵的《通志氏族·略序》有一段話講得很明白：“三代（夏、商、周）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故姓可呼氏，氏不可呼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這段話將姓和氏產生的時間（三代之前），作用（“別婚姻”、“明貴賤”）說得很清楚。

第三階段：姓氏合一階段。

戰國時期，由於舊的宗法制度的瓦解，人們的個性意識有了提高，出現了姓氏逐漸合一的現象。上指君主，下至平頭百姓都有了自己的姓。

第四階段：姓名充分發展階段。

之所以說是充分發展，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姓氏的數量超大規模的增長。根據黃帝和炎帝的傳說，皇帝之子十二姓，炎帝之子四姓。從那時起，到唐太宗詩高士廉重修、李義府修改的《氏族志》錄有235姓，到了宋初，廣為傳誦的《百家姓》錄有503個姓。明代人吳沉編的《皇明百家姓》共收有1968個姓。清代則更多。

其二：少數民族姓氏的漢化。

之所以姓氏大規模的增長，少數民族的漢化是一個重要原因。從魏晉到明清，是少數民族大規模融入漢族的過程，漢族統治者通過賜姓、改姓或其他行政手段使得少數民族姓氏漢化；也有少數民族在接受漢文化過程中主動改姓；另有少數民族為適應時代和環境改從漢姓。

其三：等級制在姓氏中逐漸佔重要地位。

魏晉之後，受九品中正制的影響，人們把姓氏的高貴、血緣的純正作為選官授職和聯姻締親的重要標誌。北魏孝文帝拓拔（元）巨集在堅持民族大融合的前提下，進行了一次堪稱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改姓運動。在這一項改姓運動中，他把漢族中的盧、崔、鄭、王定為一等姓氏。唐初時，唐太宗將崔、盧、李、鄭作為高等姓氏。在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經唐太宗批准的《氏族志》把293個姓評為九等。這種將姓氏劃分等級的做法一直延續到明清。

第五階段：實名與虛名分化階段。

如果說，姓氏發展的第四階段是社會生活充分發展的結果，那麼，當社會出現了具體情況，譬如，清代統治者製造的“文字獄”；明代統治者為了鎮壓不同政見者而進行的特務統治（“東廠”）。一部分政治家、文化人根據不同情況，運用虛名抨擊時政。這種虛名包括筆名、化名等等。現代社會使用的網名，也屬虛名之列，當然其原因與明清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縱觀中國姓氏的發展史，中華民族的姓氏發展如同咆哮奔騰的長江，由涓涓細流形成的壯麗巨集大的巨瀾匯聚到浩瀚的大海；俯視中華民族姓氏的分佈，中國姓氏猶如一株巨大無比的榕樹，其冠如蓋，鋪天蓋地，其根如須，盤根錯節。梳理以下中國姓氏的發展，人們可以發現其呈現以下特點：

第一，開放性：

所謂開放性，是指姓氏外延的擴大以及名字系統內涵的完備和豐富。由於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在社會的發展過程，在各民族的融合程序中，姓的數量幾乎是跳躍式地增長。炎黃時期為16姓，唐代姓的數量是293個，宋初的姓是503個，明代的姓最多達2635個。到了現代，據最新資料統計，中國的姓共有11969個（其中有些姓氏隨著時代的發展也有不少消亡的）。其中單字姓是5233個，雙字姓為4329個，三字姓為1615個，四字姓為569個，五字姓為96個，六字姓為22個，七字姓為7個，八字姓為3個，九字姓為1個。

開放性的另一個方面是名字系統的日趨完備和內涵的漸趨豐富。姓和氏在上古社會就產生了，為了區別社會成員，作為標誌，名也就隨之產生了。《儀禮·喪服傳》記載：“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儀禮·檀弓》曰：“人女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之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古人對人的稱謂，除名字之外，還有號，大致可分為自號、別號、法號、室號、綽號、諡號等。姓氏和名字系統的各個部分各有其作用，姓用來明血緣，氏則別貴賤；字的作用是正體，“字以表德，號以美稱”。這種名字系統最早形成於商和西周時期。顧炎武的《日知錄》就有明確的論述。

第二，等級性：

最早給姓氏打上人為印記的是北魏孝文帝拓拔（元）巨集。拓拔（元）巨集用強制的手段使自己的鮮卑族兄弟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了至少表面漢化的過程。而且還進行了一系列匪夷所思、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中的一項是姓氏改革，拓氏（元）巨集將天下的姓氏分成三、六、九等。並且給每個等級制定了標準。在拓拔（元）巨集開了先河的情況下，以後，誰掌握政權，誰的身份就高貴，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到了唐代，李世民直接下詔，將原本第二等級的李姓，提升為第一等級，把王姓擠入第二等級。以後歷朝君主基本如此。這種姓氏的等級制，造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罕見的現象，譬如改姓、賜姓、諱姓等。這些所涉及到的姓氏絕對不在少數，拓拔（元）巨集的姓氏改革就牽涉到一百多姓氏。

第三，地域性：

所謂地域性是指在全民族的範圍內，姓氏往往按地域分佈。例如，唐代形成的“五家七姓”，即李（隴西、趙郡）、崔（清河、博陵）、盧（范陽）、鄭（滎陽）、王（太原）。人類學家、文化史學家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文中，曾經引用過他的朋友羅伯特·哈特給他的信說：“在中國許多地方遇到很大的村莊，全村只有一個姓。比方說，在一個地區見到三個村莊，每一個村住三千人。第一個村莊全姓馬，第二個村莊全姓楊，第三個村莊全姓牛。”這種現象在中國極為普遍，這種自稱村落的姓氏帶有排他性。

第四，多源性：

所謂多源性，是指在中國的常見姓氏中（按照國家自然基金會研究劃定：人口占0.1%的姓氏稱為常見姓氏，現有129個。占人口總數87％），大多數有多個源頭。這種多源性，既說明中華民族姓氏的豐富多彩，又給梳理姓氏的源流帶來極大的困難，由此更加證明我國姓氏文化的源遠流長。

第五，時代性：

在人的名字中往往散發著時代的氣息，這是時代光芒的折射。漢代人的名字多用勇、超、雄、固等，反映大漢雄豪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塘人喜歡排行相稱，就是當代皇上唐太宗，可稱之為二郎，這種習俗表現唐代是一個豁達寬容、自由寬鬆的社會風氣；宋人多山用老、叟、翁，這同當時社會對老人優厚有關；現代人則更為明顯，子女的名字寄託著父母的理想和希望。

中國的姓氏產生至今有五千年的歷史，其歷史之悠久在世界文化史上極為罕見。這種社會現象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姓氏（包括名字）在民族文化的溫床上形成，它是一座蘊藏豐富的精神礦藏。開發這座精神礦藏對於我們當今建設和諧社會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天之木，必有其根；環山之水，必有其源。”清人張澍在《姓氏尋源》自序中說：“草木祖根，山祖崑崙，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謂昧。”“昧”即糊塗，不明白，漆黑一團。姓氏是人的符號標誌，又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文化現象。每一個生活在世紀之交的中國人的姓氏符號都可以與歷史上著名人物的姓氏符號聯絡起來，甚至可以追溯到太古初民的原始崇拜。因此，這不僅僅是姓氏的溯源，還可以推而演之，成為一種尋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