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武伏姓實為同支本家，安丘伏姓

解讀百家姓伏姓。安丘伏姓，東武伏姓實為同支本家。伏氏是一個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但人口總數在中國的大陸與臺灣省均未進入前三百大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序為第一百十四位門閥。

伏姓文化之安丘伏姓

兩漢之後，一般姓氏書，大都以“平昌安丘”為伏姓望族。而平昌安丘之伏姓與東武伏姓實為同支本家；今諸城之西北，魏晉時屬平昌郡，與安丘同屬一郡。唐林寶《元和姓纂》卷十介紹伏姓：“平昌安邱：勝（即伏生）七代孫理，高密太守，生鳳、湛。湛，後漢大司徒。鳳五代孫儀生大鴻臚策，策曾孫滔，晉遊擊將軍；曾孫曼容，齊率更令。”

據《後漢書·孝獻帝紀》，建安十九年（214）“十一月丁卯，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所謂“滅其族”，也許只是近族，不追究遠族；或其時已是亂世，有令難行；或者漢魏人俠義之風不泯，反感曹氏之矯詔亂命，掩護伏氏後人脫逃大難；而東州之地，山海間阻，大澤深谷，不難龍潛虎遁；種種可能，使東武伏氏未嘗盡絕，亦未可知。

然而，伏氏與曹操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終曹魏一世，沒有入仕者。但在東晉南朝，東州伏氏再度復興，且異峰突起。

伏湛之後，到漢末即傳8世。按《元和姓纂》，伏鳳是伏湛之兄，自漢末到伏滔生活的晉孝武帝時，中間隔曹魏西晉兩代，近150年，伏滔竟然為伏鳳八世孫，似無此理。且伏鳳、伏策之名，不見它書記載，這個世系更成問題。宋洪邁《容齋四筆》卷九《姓源韻譜》說“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而尤以《元和姓纂》“誕妄最多”，關於伏氏的世系，即可作為一條證據。不過伏滔以後，平昌伏氏的世系，倒是非常清楚。參考《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之伏滔傳，《南史》卷七十一之伏曼容傳，序次如下：

第一世，伏滔；第二世，伏系之；第三世，伏胤（之）；第四世，伏曼容；第五世，伏𣈶；第六世，伏挺、伏捶；第七世：伏知命（伏挺子）。

伏滔是東晉伏氏最顯赫的名士，字玄度，曾為大司馬桓溫參軍，佐其平定壽陽，以功封侯。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後遷遊擊將軍，著作如故。卒於官。伏滔以文學著名，有《正淮論》二篇行於當世，又有文集11卷，《大司馬寮屬名》1卷，近人陳蜚聲皆輯而存之。伏滔當時與袁巨集齊名---袁氏與伏氏，皆與曹魏有世仇。伏滔之子伏系之，官至光祿大夫，有《伏系之集》，陳蜚聲亦有輯本。

南朝伏氏最著名的當屬伏曼容。伏曼容，字公儀，據《南史》本傳，他是“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如此說來，伏系之與他是祖孫關係。也有人因伏系之、伏胤（之）名字相類，懷疑是兄弟關係甚至直書伏胤之為“伏胤”。其實晉宋人對姓名避諱，還沒那麼多講究。王羲之、王獻之不也是父子嗎？

伏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南朝宋明帝泰始年間（465～471），為驃騎行參軍，遷司徒參軍，歷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順帝升明（477～479）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宋明帝好周易，曾召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伏曼容執經。伏曼容亦善文辭，為南海太守時，至石門作《貪泉銘》。南齊（479~502）初，為通直散騎侍郎。先後官太子步兵校尉、率更令，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為武昌太守。明帝建武（494~497）中，拜中散大夫。樑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任臨海太守，卒於官。南朝帝王對儒術興趣不大，伏曼容仍聚徒講學，生徒常數十百人。其子伏𣈶、孫伏挺亦以講學為事。“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其中以伏曼容經學成就最高，有《周易集林》、《毛詩集解》、《喪服集解》、《論語義》等多種。伏曼容還是南朝伏氏中最博學的人，《南史》本傳稱他“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算，莫不閒了。”

讀罷《史記》及兩《漢書》伏氏傳記，再讀《晉書》、《梁書》、《南史》中伏氏傳記，就會產生這樣的觀感：家風變了。也許伏滔以後的伏氏，從家譜上還是伏勝一系，但兩漢伏氏“清靜無競”的家風，卻沒隨基因遺傳。簡而言之，兩漢東武伏氏傾向於內斂，做事慎重而沉穩，而晉宋之安丘伏氏，傾向於外發，坦率而張揚。從文化取向上，兩漢伏氏惟經學是務，晉宋之伏氏則馳騖聲華。

此風可謂始於伏滔。《世說新語·寵禮》記載了這樣一件軼事：晉孝武帝在西堂會見群臣，伏滔也在座。他回到家後，一下車子就把兒子叫來，對他說：“舉行上百人的盛會，天子一落座，還來不及說別的話，就先問：‘伏滔在哪裡？在這裡嗎？’這種榮譽本來是不容易得到的。做父親的能達到這樣，你看怎麼樣？”激動、率真之情，可見一斑，當然其中亦不無虛榮炫耀之心。《晉書》“伏滔本傳”於其事蹟敘述甚為簡略，竟也記載了這則軼事。

在南朝，伏氏家風每況愈下。梁武帝（502～549）時，黃門侍郎伏𣈶因爭功請爵，為人所劾；他的兒子，被任昉稱為“日下無雙”的南臺書侍御史伏挺，因事納賄被劾，懼罪變服出家，竟當了和尚！伏挺的兒子伏知命，因父親宦途不順，怨恨朝廷，後來竟然隨侯景叛軍篡位，官至中書舍人，權傾內外。可惜侯景兵敗後，伏知命也被下獄囚禁至死，是結局最不光彩的一個。

東武、安丘的伏氏，南朝以後，基本就寂寞無聞。但到清代後期，忽然人們對伏勝之學變得非常熱心，並對伏氏宗族，也異常的感興趣。

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等人記載伏生關於《尚書》言論、由鄭玄作注的《尚書大傳》，自宋代理學盛行，土苴漢學，便散失亡佚。但從清代中期開始，很多學者熱衷對此書的輯佚，有數十家之多，孫之騄、盧見曾、盧文弨、董豐垣、孔廣林、任兆麟、陳壽祺、王謨輯、樊廷緒、孫志祖、姚東昇、袁鈞、黃奭、皮錫瑞、王闓運等輯為較著者。

由對伏生學術的關心，到對伏氏家族的關注，這在傳統的宗法社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康熙三十五年（1696），鄒平知縣一自稱是伏勝六十一世孫、伏湛五十三世孫的伏永芳為伏勝奉祀生，乾隆十一年（1746）選伏湛五十四世孫伏紹先為奉祀生，其子伏中興繼之。嘉慶元年（1796），山東巡撫、學政訪察伏氏後裔，欲立五經博士，因伏中興年老，舉薦其侄孫、伏湛五十七世孫伏繼祖。嘉慶十年（1805）十二月，時年17歲的伏繼祖被恩准為五經博士。伏氏五經博士，是中國封建社會所設立的最後一個先聖先賢的五經博士世職。

清儒崇奉伏生、鄭玄，自有其深遠的文化背景。通觀清代三百年學術，給人以比較清晰的層次感。正如梁啟超所說，清代學術其實是對中國封建社會學術，來了一次“倒捲簾”。從時間順序上，由明末王陽明之學，進於宋儒程朱理學；由程朱理學，進於東漢許、鄭註疏考證；由許鄭之學，進於西漢董、伏（董仲舒曾為膠西相，與濰水經學也有關係）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從價值取向上，是由虛到實，由主觀而客觀。晚清由古文經學向今文經學的轉變，還有一個潛在的指向，那就是社會變革。古文經學傾向於維持既有秩序，今文經學的精髓則是變法改制。西漢伏、董的今文經學，導致了漢武帝太初改制；晚清的今文經學，則一定程度地推動了戊戌變法乃至辛亥革命，並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程序。如果沒有今文經學鼓吹新周改制，20世紀的中國人會不會那樣容易甚至輕率的接受“革命”的概念，還是個問題。如果說漢文帝立伏氏學為五經博士時，是中國經學的紅日東昇；清代嘉慶年間所置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五經博士伏繼祖，就已是兩千年經學的落日夕照，或者是中華文明的又一次涅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