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米族獨有的山嶽生態形成文化

每一個民族都會有自身的文化特色，不管是民風民俗還是傳統節日，亦或者是傳統歷史文化。其實，民族中的山嶽也是具有一些特殊的文化的。
　　那麼，具有獨特山嶽生態文化的普米族文化中，他們的山嶽生態是怎樣形成的？隨小編去看看吧！

普米族“山嶽生態文化”形成的宗教基礎
　　圖騰崇拜是普米族“山嶽生態文化”形成的宗教基礎。它是中華民族的原始宗教起源，產生於舊石器時代中期，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早期圖騰意為“我的親屬”，中期引申為祖先的某種物象。這種圖騰崇拜現象於原始社會末期開始衰落。普米族的圖騰崇拜與之一脈相承，所不同的是這種原始崇拜形式一直延續至今。

例如，目前普米族地區還十分流行的白石圖騰、羊圖騰、樹神、山神、鐵三腳、中柱等一系列的圖騰崇拜。在普米族的祭典活動中，有祭天地、祭龍神、祭三腳、祭中柱等宗教活動，有趣的是在祭神山的經詞中處處充滿了普米人對山的關愛之情，如“我們用鋼刀來驅趕侵擾您的魔鬼，用生命來保護您，殺死人間萬惡之徒，以免除對您的傷害，保佑您青山常在、綠水長流……”。

在羅古箐村還把那裡的古樹稱為母親樹、情人樹，把羅古箐河稱為母親河，這種圖騰認親的文化現象充分體現了普米族對萬物生靈的博愛之情。表達了人與自然、人與天地之間的親和關係，他（她）們總是以這樣的情感與天地溝通、與自然山水對話，再現了人類童年的夢。

普米族“山嶽生態文化”形成的客觀條件
　　普米族是羌之遺裔，祖先居住於江河源頭的青海玉樹地區，而古羌人即為“牧羊人”，是典型的遊牧民族，遊牧民族對水草的追逐為首要之事。江河源頭有遼闊的草原、神祕的雪山，與山河之間長期處於相互依存關係，在那裡他們創造了輝煌的遊牧文化。因此，雪域高原是普米族最初的生息之地。後來隨著地區人口數量的增加，環境承載力的下降，他們不得不遷徒到四川甘孜、阿壩和涼山一帶，它居於當代學者稱之為“民族走廊”地區的中心地段，完成了普米族歷史上的第一次大遷徒。

直到公元五世紀中葉由於受東南部農耕文化，即中國“主谷制”的影響，出於對自己生存方式的選擇，他們進行了第二次大遷徒，從川西向金沙江的寧蒗、永勝和麗江遷徒。在這期間普米族開始形成了自己的農耕文化，不幸的是，他們也同歷史上絕大多數西部各少數民族一樣，往往沒有吸收農耕文化的高生產技術來發展自己的畜牧業，更多的是改弦易轍使自己成為農民，將草地變成農田，這種屯田活動往往是與其居住的環境相沖突，是一種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的活動，最終造成生存環境的惡化。

這種屯田活動為普米族第三次大遷徒埋下了伏筆。直到宋末元初，居住在甘孜中部、涼山南部以及滇西北金沙江一帶的部分普米族陸續向南遷徒，其中最遠者到達蘭州（今日蘭坪）境內，完成了普米族最後一次遷徒。

普米族進入蘭坪時正是蘭坪礦產業開發的高峰時期，這期間納西古王國的木天王已在雲嶺一帶（蘭坪境內）大量開採礦石、提煉白銀，當時的採礦冶金術已十分發達。蘭坪也因此而成為滇西北重要的經濟樞紐地區之一，成為諸多民族匯聚之地和各種文化交融的節點地區。隨著銀產量的提高，農業、工商業和運輸業也得到了迅速發展，這又一次給定居在蘭坪的普米族提供了多途徑選擇生存方式的巨大空間。

然而，他們沒有為眼前的利益所動，而是吸取了三次大遷徒的教訓，選擇了以農耕和畜牧業協調發展，野生物種資源為補充的生存方式，走出了“以畜肥田，以草養畜”的路子。這期間大規模的礦業開發，正需大量的運輸馬匹，於是他們在畜牧交易過程中不但獲得了豐厚的經濟回報，也極大地提高了普米族經商理財的能力，最終走出了一條發展山區經濟的成功之路。也正是合理的產業選擇，從而構建起了普米族“山嶽生態文化”的基本框架。

普米族“山嶽生態文化”形成的社會基礎
　　生存方式上的成功實踐，使普米人對山情有獨鍾，如果說高原雪域是普米族形成的歷史舞臺，那麼雲嶺中部則是普米族山地經濟發展的重要舞臺。普米族“互不相屬”，各自奮鬥的羌戎性格特徵，形成了後來各姓聚族而居的分散局面。由於長時間處於與各民族之間的文化衝突、調適、融合之中，這一過程反過來又極大地豐富和昇華了普米族的民族文化內涵，同時各姓聚族而居的社會結構，對於統一宗族內各戶的思想和行為規模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除了用傳統的宗教理念來規範宗族內各成員的行為外，還在其居住地的勢力範圍內劃出宗族共有的神樹林地、風水林地、水源林地、風景林地和肥源林地，其餘部分均分配給氏族內各戶作為其管理的責任林地，各戶都能自覺地負責林地的除草、防火等管理工作。公共林地一經劃定，誰都不敢輕易動之，各戶起房蓋屋需採伐責任林地內的木材時，也得經過氏族長老的批准方能砍伐，這種社會結構為普米族“山嶽生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社會保障。

成功的山地經濟模式催生普米族“山嶽生態文化”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普米族的歷史是一個對自己的生存方式進行不斷追求、探索和調整的歷史，最終他們在蘭坪找到了自己科學合理的生存方式，找到了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山區經濟發展模式。不論過去還是現在，普米族地區良好的生態環境和多樣性的生物群落，不但為他們提供了發展了高效農業和畜牧業的環境條件，還為他們提供了源源不斷永續利用的自然資源。

如市場價格昂貴的羊肚菌、松茸、木耳、香茹等野生菌類，以及高品質的藥用植物如茯芩、蟲草、貝母、天麻等。因此，不論什麼時候，蘭坪普米族地區的人均經濟收入均高於全縣平均水平，這種成功的山地經濟發展模式成為普米族“山嶽生態文化”發展的催化劑。

普米族“山嶽生態文化”的基本特質
　　普米族的先民在長期的遷徒過程中，面對特殊的自然氣候條件，在不斷協調與環境相適應的謀生過程中創造了獨樹一幟的普米族文化，它融北方草原森林文化之元素，也包含大河文化的成分以及與其他民族文化長期融合而生的成果。其文化特質是建立在信奉“萬物有靈”的信仰基礎之上的人與萬物生靈之間平等與博愛的和諧文化；它是人在與自然間長期和諧共處的過程中找到適合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生活模式，即成功的山地經濟成果上的精神印記。不論他們的宗教信仰，還是歌舞藝術；不論他的生活方式，還是行為規範，都閃現出人與自然的親和印記，這就是他們的文化精髓——普米族“山嶽生態文化”。

簡而言之，普米族“山嶽生態文化”，是建立在人與萬物生靈之間的平等與博愛的基礎之上的和諧文化，在普米人的生存哲學中，世間萬物有靈，人是自然中的普通一員的理性思維，不是對自然的征服，而是臣服。這種由和諧心態所支撐著的精神文化資源，理應成為21世紀對人與自然實施雙重拯救的精神文化資源之一；理應在眾多民族文化中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