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教文化的特徵是什麼？
每個宗教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徵，而作為最早而且最古老的宗教猶太教，它不但是猶太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是信仰。
那麼，下面隨小編一起來看一下猶太教文化的特徵吧！
猶太文化是一種頗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縱觀其發展歷程，“不難看出，從古到今，猶太人總是能夠找到使其文明適應時代的挑戰而又不毀滅猶太價值觀的核心。”也就是說，猶太文化能夠在與其他文明的交往中不斷調適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但不失去自我。本文從宗教性、民族性及世界性3個方面對猶太文化的基本特徵進行歸納與分析。
宗教性猶太文化歷來就是一種宗教性極強的文化，猶太民族的“元典”文化就是一部完全意義上的宗教學說形成史。用宗教觀念來解釋社會文化現象，又以社會文化現象來論證宗教是猶太文化最顯著的特徵。猶太民族在失去了構成民族歷史的關鍵要素－－相對穩定的地理疆域的情況下，仍能以民族共同體的形式頑強地生存下來，而且創造了流而不散的歷史文化奇蹟。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宗教。宗教成了保證猶太社會一體化和協調化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猶太人社會生活的各個萬面無不受到宗教的制約與影響。關於猶太教的產生過程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但這樣一個事實是無可置疑的：即在多神教普遍流行的遠古時代，希伯來人卻創立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且是徹底的一神教，他們通過使白己的民族神惟一化而否認其他神祗的神聖性與合法性。猶太教是一種不斷髮展、進化的宗教，它歷經了聖經時代、前拉比時代、拉比時代、中世紀、過渡時期，解放時期及現代猶太教等發展階段。在整個前解放時代，猶太宗教主宰著猶太文化。隨著解放運動的興起與現代主義的衝擊，猶太宗教的地位才明顯下降，猶太世俗文化勃興。
但時至今日，猶太教在猶太文化體系中仍具有很強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的保持得益於猶太教積極適應世界發展趨勢，不斷對教義、習俗進行改革。猶太宗教與文化的密切關係也許可以從Jud-aism一詞的內涵中略見一斑。Judaisn一詞最早被說希臘語的猶太人用來指猶太人的信仰及教視。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學中用來指猶太教，近代以後被猶太人廣泛使用。Judaisn本意確實是指猶太人的神學思想體系，所以很多英漢詞典中將它譯為“猶太教”，許多中文論著中至今仍把它理解為猶太人的宗教信仰。由於Judaism強調的是日常行為而不是教義本身，因此，它更多地反映了猶太人的行為準則及生活方式，所以，很多現代猶太學者認為，Judaism更確切地說應該是一種文化體系。達尼亞爾。傑里米。西爾弗指出：“我們不再把Judaism嚴格地理解為一種信條、行為規則或崇拜的體系，Judaism涵蓋了所有這些內容，但並不侷限於此，它包括了猶太民族全部的思想文化以及深刻影響猶太人內在生活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看Judaism對猶太人的影響絕不亞於儒家學說對傳統社會中的中國人的影響，其普遍性及深刻件遠遠超過了單一性質的宗教信仰。因此，正如我們不把儒家學說認可為一種宗教一樣，我們也同樣不應該把Judaism看做一種純粹信仰。《猶太百科全書》英文版就把Ju-daism解釋為“猶太人的宗教、哲學及生活方式”。重建派猶太教的奠基人卡普蘭一直主張Judaism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文明，它應該包括猶太神學、歷史、文學、哲學、語言、科學、藝術、建築、服飾、社會組織、倫理規範等各個方面。
猶大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成為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及傳承載體，這在很大程度上及在相當長的時期裡表現了猶太文化的主流與特色。不瞭解猶太教，就無法解讀猶太文化。即便在現代化社會中，猶太教依然是猶太精神文化體系的重要內涵。一方面，它作為猶太傳統的主要內容，在與現代主義的接觸中通過自身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來制約猶太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它又通過對其他文化現象的影響而實現其文化功能。在當今的以色列國，猶太教不僅是猶太人的精神支柱，而且是民族身份的鑑別標準，是以色列國民文化的本質與特徵。正統派猶太教嚴重地制約著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藝術等，宗教節日是國家的法定節日，宗教禁忌滲透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但宗救在發揮積極功能的同時，消極功能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它對現代潮流的牴觸與阻礙已經成為越來越棘手的問題。
民族性
漢族性是猶太文化的另一特徵。遠古時代，希伯來人以遊牧為生，逐水草而居，靠群體力量與大自然抗衡。從定居迦南到被羅馬征服為止，猶太人雖然建立過自己的王國。在大衛、所羅門時代也曾一度輝煌，但大部分時間是在叫鄰強國的壓制下度過的。這期間猶太人始終都在與異族抗爭：出埃及時與殘暴的法老較量；士師時代與迦南人、腓力斯人反覆交鋒；王國時期先後亡於亞述和新巴比倫；後來又遭受波斯、希臘及羅馬的奴役。正是在這一曲折艱辛的歷史過程中，猶太人形成了以宗教為核心的極強的民族意識，在後來的大流散過程中，周而復始的反猶太主義浪潮更加強了猶太人的民族認同感。在這一巨集觀背景下成形、發展的猶太文化自然以弘揚民族性為主旋律。
契約觀是猶太教的基本教義之一，《聖經》中多次記載上帝與希伯來人的立約。繼《創世紀》中上帝與挪亞的“彩虹之約”後，上帝又與亞伯拉罕、摩西兩度立約。這樣，就以選民的方式建立了上帝與希伯來人之間的特殊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上帝是群體意志的最高體現，它主宰著希伯來人（即個體）的命運。但是，除了人應當虔誠地敬畏與服從上帝之外，上帝對人也同樣承擔著不可忽略的承諾與責任。猶太人的契約觀在人類思想史上首次給神人關係賦予了新的色彩，打破了長期以來把人置於絕對被動地位的宿命觀。只是到了王國時期，國王們為了加強統治，才全面地強調契約對人的單方面約束作用，而逐漸忽略了上帝的職責。在契約觀中，上帝與亞伯拉罕、摩西等人的立約，並非與個人立約，而是與整個猶太群體、猶太民族立約。因為當時那種惡劣的自然環境使個人的生存不得不依賴於群體，這在客觀上迫切需要建立一種個體與群體之間的良性關係，既能發展集體利益，又能保障個人的生存，正是這種需求促成了契約觀念的產生。幹四分裂後，憂國憂民的先賢們在評判北朝以包列和南朝猶太的功過是非時，也始終以整個民族為立足點，以對本民族“約”的履行狀況為標準，從而體現出一種以集體利益為重的原則。
猶太教作為一種“倫理—神教”，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禮儀與習俗，它們是希伯來民族生活經歷的結晶，也是猶太人區別於異族人的主要標誌。猶太民族的宗教節日極其繁多，儘管這些節日的來源與寓意各不相同，但都不是單純為了紀念某個人的業績與生平，而是來源於整個民族的某種經歷，把民族歷史巧妙地融於節日慶典和宗教禮儀中，提醒猶太人不要忘記本民族的苫難史，增強民族凝聚力。防止被異族同化。也就是說，作為一種文化標記的宗教節日，無論喜慶還是哀傷，都是整個猶太民族所走過的歷史軌跡的縮影。如逾越節是為了紀念古希伯來人勝利地擺脫了埃及法老的迫害；住棚節是為了告誡人們永遠記住以色列人在西奈沙漠漂泊的艱難歲月；幸運節是為了閤家歡慶猶太人團結心，順利地抵制了外界歧視的經歷；修殿節是為了表示猶太人對光明的渴求和對馬卡比起義者英勇氣概的懷念；贖罪日更成了促使猶太人反省自身、勵精圖治的一年一度的禮儀。這些功效明確的全民節日在保持猶太民族固有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各文明體系中，如此突出的民族性實屬罕見。
19世紀以來，一些深受現代思潮影響的改革派思想家曾極力否認猶太宗教及文化中的民族性成分，主張猶太人應該放棄民族特性而融於主流社會。在他們看來，民族性使猶太教變成一種背離時代的狂熱崇拜，使猶太文化成為—種缺乏活力的“禁錮性文化”。只有毫不猶豫地衝破“民族壁壘”，猶太文化才會像基督教文化一樣成為一種普世性文化。一些報崇現代主義的學者更進一步指出：“現代性傾向於和普遍主義相伴隨，現代猶太人傾向於把猶太人的特殊神寵論視為偏狹的意識。”德國改革派思想家甚至從祈禱書中刪除了彌賽亞觀念，把“以色列人的使命”普遍化，使之具有世界意義，其動機與目標是為了提高猶太宗教與文化的地位，吸引一些改宗者實現“信仰的迴歸”。然而，事實證明，宗教與文化的普世化，不是靠某些人的靈感與熱情就能實現的，而是依賴於深刻的社會原因。
改革派猶太教在美國興起後，曾在較長的時間裡否定、排斥猶太文化中的民族性因素。但現代反猶太主義的興起，已使許多人的“解放夢”破滅，並已使他們心靈深處的民族意識得以復甦。
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興起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更促使改革派對自身反民族主義、反傳統主義的一貫主張進行反思，1937年的《哥倫布綱領》標誌著猶太教改革派對猶太文化中的民族性的認可與接受。
以包列建國後，大批移民開始流入，文化差異成了“比安排衣食住行及社會就業更為棘手的問題”，融匯這些差異被稱作是“把猶太移民造就為真正的以色列國民的最關鍵要素”、“以色列完成其民族融合使命的基本條件”。在建構新的國民文化的過程中，只能以傳統的猶太文化為基本的鍥合點，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以色列社會的整合，才能使更多的猶太人來到這塊“XX者的聚集地”。但20世紀下半葉的猶太社會已不同於前解放時代，經過了啟蒙運動及現代民族、民主思想洗禮的猶太人已發生很大的變化，宗教熱情整體下降，世俗猶太人越來越多，他們顯然疏遠宗教，但不懷疑自己的民族身份，這就產生了大批“世俗猶太人”。為了適應這一現象，以色列政府特別強調猶太文化中的民族性成分，使“民族家園”具有號召力，從而提高了以色列在世界猶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為以色列社會的發展贏得了不可或缺的外援。
世界性
猶太文化是一種典型的民族文化，但這一文化的民族性並不意味著否定自身所具有的“世界性內涵”，也就是說猶太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同時也是一種“世界性特質的文化”。當然，“世界性特質”與“世界性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具有了後者的某些品質與表象而已。猶太文化的“世界性特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文化交往的世界性
從歷史的角度看，猶太民族恐怕是交往最頻繁的民族。遠古時代，猶太人與西亞地區的迦南人、亞述人、腓力斯人、巴比倫人等廣泛交往。交往的結果使猶太教從其他地域宗教中脫穎而出，成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此後，猶太人作為被征服者又與希臘、羅馬文化有了交往。經過長期的接觸、融合與揚棄，最終希伯來文化與希臘文化一起孕育了基督教文化。公元1世紀，猶太人被驅逐出巴勒斯坦，“大流散”把他們捲入了一種強制性的交往之中，從此，“地球成了他們的祖國”。這種特殊的歷史遭際，使猶太人的交往活動遠遠超越了其他民族。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的猶太啟蒙運動堪稱為意義深遠的一次歷史大交往。猶太人第一次勇敢地去打破民族文化的藩籬，以滿腔的熱情投身於學習、吸取近代科學文化的洪流之中，並以“重築猶太教”、“培養科學精神”為口號，力圖使猶太文化成為一種“可塑的、始終適應環境的有機的民族文化”。這次具有現代化特色的思想啟蒙運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都離不開歷史交往。啟蒙運動的誘發力，正是在歷史交往過程中使猶太人通過對比自身的民族文化與日益發達的西方文化而產生了一種空前的危機感；而這一運動開展的結果又促成了猶太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更廣泛、更深入的歷史交往。
頻繁的歷史交往對猶太文化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首先，歷史交往保證了猶太文化的傳承，也豐富了猶太文化的內涵。歷史交往是人類存在與發展的基本形式之一，任何一種文明都必須保持一種開放性特質，在廣泛的交往中保證生產力的發展與文明成果的聚合與延續。猶太曆史充分證明了歷史交往是社會進步、發展的推動力。試想，如果猶太人僅僅囿於巴勒斯坦的彈丸之地而不與其他民族交往，那麼猶太文化就絕不會成為一種具有世界性特色的影響深遠的文化。
猶太曆史的顯著特徵就是不斷遷徒，不斷流散，在持續位移的過程中廣泛地汲取了其他文化因素。進入大流散時代後，猶太人與其他文化的交往更為廣泛。猶太文化與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在地中海區域，特別是在伊比利亞半島的交融與結合，孕育了猶太文明中的一大瑰寶——活躍於8至13世紀的塞法爾迪文化。猶太文化與日耳曼及斯拉夫文明的交融又產生了猶太文化的又一分支——意第緒文化。近現代以來，猶太文化適應了人類現代化程序，在美洲大陸又形成了頗具特色的美國猶太文化。20世紀中葉以來，隨著以色列國家的建立，猶太文化的主體又迴歸以色列，成為以色列新國民文化的精神支柱。可見，從猶太文化的最初發源到後來的歷史演變，始終都是在與非猶太文化的衝突與融匯中使自身不斷豐富、不斷髮展，從而成為一種具有世界性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體系，並以其特有的風貌立於世界文化之林。總之，猶太文化在與異質文化的接觸過程中，始終保持著一種既衝突又吸納、既分裂又融合的文往關係，猶太文化成果在這種關係中得以保持與延續。由此看來，世界性既是猶太文化的特徵與表象，也是猶太文化不斷超越自我並以其頑強的生命力長期影響世界文化的必要保證。
其次，歷史交往促進了民族特徵及猶太精神的形成。猶太精神是猶太民族在長期的生活實踐與社會實踐中逐漸形成、為本民族大多數成員所認同、具有相對穩定性的價值觀念與思想體系。
而這種精神的產生與發展同猶太民族廣泛的歷史交往密不可分：一方面交往為民族精神的產生與凝鍊提供了廣闊的視野與異域文化的滋養；另一方面，交往本身就是促發民族精神的重要驅動力。
猶太民族商業特性的形成則印證了這一觀點。
古希伯來人在進入迦南以前，一直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正是迎南地區獨特的環境孕育了他們的從商意識。位於地中海東岸的迦南地區東鄰兩河流域，北接歐亞腹地，東南為阿拉伯沙漠，西南是非洲大陸，為歷史上最早的商路交匯之地。當亞伯拉罕率領希伯來人進入迦南之際，該地的文化遠遠先進於希伯來文化。形形色色的迦南人已建立許多小型的城邦國，掌握了農業技術和冶煉技術，手工業也很發達。各城邦國興建的城市和城堡則是一個個貿易中心。迦南人頻繁的貿易活動深刻地影響了尚未定居的希伯來人，他們中有些人逐漸放棄了畜牧業與農業，介入當地的貿易活動中。
此後，隨著迦南社會的發展，猶太人的貿易也日益擴大，到所羅門時代，猶太人的貿易伙伴已遍及阿拉伯半島、兩河流域、印度和非洲等地。由此可見，與迦南人的歷史交往，對猶太民族商業特徵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希伯來人定居迦南的過程，不單純是一個遊牧部落向定居農業的轉化過程，這個過程“正是希伯來人的商人基因同迦南地方商業特性相吻合的過程”。如果說遠古時期的猶太人還是以某一塊固定的地域為中心從事貿易活動的話，那麼，大流散把他們趕入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市場。總體而論，他們不再同任何地方的固定市場有過於密切的關係，四處流散的生活決定了他們成為國際貿易的承擔者。在流入歐洲以前，絕大多數猶太人都生活在阿拉伯帝國境內，可以說，伊斯蘭教的興起使猶太商人獲取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由於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長期對峙，特別是由於在東西方貿易的核心地區地中海沿岸出現了兩大帝國——信仰基督教的法蘭克王國和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帝國，雙方常因商業利益而大動干戈，不同宗教背景的商人彼此都不敢進入對方領地，歐亞之間的貿易幾乎中斷，而猶太人則順理成章地扮演了東西方貿易的中介者。當時的猶太人活躍於西班牙、法國、義大利、拜佔廷、巴勒斯坦、埃及、突尼西亞等地，“他們在地中海和洲際貿易中起著極為活躍的作用，並作為國際商人而首次出現於西方的基督教國家”。他們在各大港口都設有自己的“代表”，組成了一個排除異己、自成體系的龐大商業網，保證了長途貿易的順利進行。
可見，正是在長期的歷史交往中，猶太人獲得了一個又一個孕育和發展其商業特長的機遇，也正是在交往的過程中，他們對錢產生了特殊的感知與認識，錢成了他們的“防衛機制”與“生存保險”，成為他們進入外部世界的“入場券”。
第二、文化內容的開放性
猶太人在長期歷史交往中積累的寶貴歷史經驗，就是作為民族主體，既能抵禦外部社會的強大壓力，又能擺脫來自方方面面的迷人誘惑，而保持其民族認同感。就文化層面而言，就是作為一個缺乏“地域疆界”的民族較為成功地把守了自己的“文化疆界”，並不斷豐富其內涵，從而實現了民族文化的“閉合性”與“開放性”的統一。“閉合”與“開放”本為一對相互排斥的範疇，也是任何民族在其發展中都難以迴避的一種矛盾現象，猶太民族作為一種缺乏“根基”而又不甘沉淪的民族，其文化極需要閉合，只有保持民族傳統的閉合性，猶太文化的主流才能弘揚，民族特性才能延續，才能使四處漂泊的猶太人面對同化壓力，仍然擁有一方屬於自我的陣地。一旦失去了這種閉合性，猶太民族必將同其他許許多多消失在文化歧途上的民族一樣，走上一條由同化到消亡的衰敗之路。正因為如此，猶太文化曾長期被視做一種保守的“閉合性”文化。其實，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它只看到了猶太文化“閉合”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開放性的一面。
在公元2世紀以前，希伯來文化的主要成就集中體現在《聖經》中。由於《聖經》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再加上為了樹立民族獨尊地位的需要，希伯來人力圖使《聖經》神聖化、經典化，從而使《聖經》成為閉合性的、名符其實的“聖書”。而《聖經》越是“成聖”，它與實際生活之間的鴻溝就越拉越大。因此，時刻都在尋求發展的猶太人急需一種“準聖經”在神與人之間架起一座橋樑，為子孫後代制定一套行為準則。於是，在公元2世紀至6世紀之間，流落在巴比倫的猶太社團就集中本民族的宗教賢哲與思想精英，編纂了洋洋250萬字的猶太口傳律法集，即《巴比倫塔木德》。《塔木德》不僅對傳統的猶太律法加以闡釋，而且內容極為廣泛，包括神話故事、祖先傳說、歷史沿革、民俗風情、天文地理、醫學、算術、植物學、歷史學等諸多方面。通俗、簡潔、適用的《塔木德》和《聖經》一起構成了猶太教育的藍本。《塔木德》的問世，正體現了猶太民族的開放性心態。
猶太文化的開放性還明顯地體現在對異質文化的態度上。早期的希伯來文化就是在廣泛吸取四鄰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巴比倫之囚”時期，希伯來人接觸了較為先進的巴比倫文化，他們在很多方面學習了巴比倫人的生活方式及教育體制。與希臘文化接觸後，猶太知識分子又掀起了學習希臘文化的熱潮，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古希臘哲學與古希伯來哲學的融合，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思想——“猶太希臘化哲學”，這一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後來的西方文化。在散居歐洲的過程中，猶太文化與基督教文化雖然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但相融的現象還是隨處可見的。近代以來，隨著科技革命的興起與教育的發展，猶太人突然發現他們正面臨一種不可忽視的新知識的挑戰。如果猶太文化想在精神方面繼續得到尊重，那麼，就必須把現代哲學納入他們的有關上帝、世界、理性及人的本質等問題的思考之中，就必須使猶太人廣泛吸取傳統之外的新知識，投身於現代化的洪流之中。於是，一些猶太知識分子使大力鼓吹世俗思想，企圖通過大範圍多層次的現代化、世俗化教育，使猶太人瞭解西方文化，掌握現代科學技術。與此同時，還要深刻反思民族文化，提煉猶太教信仰，清除自中世紀以來瀰漫於猶太宗教學說中的謬誤與虛妄，消除文化孤立主義，彌合在精神與文化方面與西方文明社會的差距，“最終塑造出在思想與文化方面能適應整個歐洲社會的新型的猶太人”。在這種背景下，猶太啟蒙運動及猶太教改革應運而生，猶太世俗文化也迅速興起。
第三、文化影響的普遍性
在保留開放性特點的同時，猶太民族文化對異質文化保持著相當大的影響力，三大一神教在教義、禮儀和信眾行為規範方面的繼承關係便是最突出的一點。希伯來文化不僅較為合理地對待神聖與世俗、信仰與功利、傳統與變革等思想範疇，實現了本體文化的豐富與完善，而且為如何處理本體文化與異質文化的交往關係樹立了典範。
希伯來文化對歐洲知識界和思想界產生過極大的影響。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時期，英、法、意、德等國曾一度掀起了學習希伯來文化的熱潮，幾乎所有的宗教改革家如伊斯拉漠、加爾文、馬丁。路德等都曾潛心研究希伯來語。這一時代是不同思想交匯影響的時代，是人類文化交往史上的一次奇蹟，而廣大猶太學者承擔了文化交往的中介者及推動者的角色。
近現代以來，不同國家、不同行業猶太精英層出不窮的現象也是猶太文化世界化品質的一個反映。由於散居於世界各地，猶太文化常常表現為一種無國籍的文化。它一方面具備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標識與特定內涵，另一方面在表現形式、內容及影響上又明顯地超越了民族文化。以猶太文學為例，猶太作家不僅有大批希伯來語及意第緒語作品，還廣泛使用英語、法語、德語、俄語等非本族語言寫作，所以，如果按照國別與語種的不同，猶太作家又可隸屬於不同的民族文學之列，他們的作品一方面歸屬於猶太文學，另一方面又歸屬於各居住地文學。
猶太文化之所以能在人類文化史上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其生命力與影響力的來源在很大程度上應歸結於自身的世界化品質。波蘭猶太思想家伊薩克。多伊徹曾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分析了斯賓諾薩、海涅、馬克思、羅莎、盧森堡、托洛斯基和弗羅伊德等猶太偉人的思想形成脈絡，他認為這些人雖然被稱為異端，但猶太傳統已在他們身上打下了無法抹去的印記，他們的思維模式及處事方法是“非常猶太的”。但是他們絕不僅僅侷限於閉塞、陳腐的古老傳統，而是急於尋找超越猶太人的理想與事業，接受現代世界哲學、社會學及政治學的最新觀點。他寫道：“作為猶太人，他們的‘超前’優勢恰恰在於生活在不同文明、宗教和民族文化的交界線上，他們誕生和成長在不同時代的交替點上。他們的思想成長在最為撲朔迷離的相互溝通、相互滋養的文化影響之中，他們生活在他們所居住的國家的隱蔽處和偏僻角落。他們中的每一位都既在其社會之中又超然其外，既屬於它而又超乎於它。正因為如此，才使得他們創造了超越其社會、超越其國家、也超越其時代和同代人之上的思想，才使得他們的精神能遨遊在寬闊的地平線上，邀遊向遙遠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