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臨朐馮氏家族，巍然崛起
今天為您講述在山東臨朐巍然崛起的馮氏家族。馮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九，是一個古老的姓氏。從古至今人才輩出、令人側目。馮姓在全國總人口有800多萬，追溯其根源馮姓是典型的貴族後裔，血統顯赫。下面來看看在山東臨朐巍然崛起的馮氏家族。
![巍然崛起，山東臨朐馮氏家族]( "巍然崛起，山東臨朐馮氏家族")
馮裕的創作多為詩歌。其詩師法古樂府、古詩十九首和建安詩歌。但他與當時正高舉復古大旗的前七子不同，他沒有陷入前七子由師古走向擬古的泥坑；而是學習漢魏詩歌那種不假雕飾、自然天成的化工之美。綜觀《海岱會集》。八人之作儘管風格各異，但總體傾向卻是一致的。一方面，這些作品作為山林唱和之作。講究情趣、尚法自然。與許多應酬之作包括許多名家的酬唱之作大異其趣。他們以山林巖穴之士的自得之樂為旨趣進行詩歌創作，”蓋山間林下自適性情，不復以文壇名譽為事，故不隨風氣為轉移“。這種創作的無功利性使他們的作品擺脫了當時詩壇不良風氣的影響，”八人皆不以詩名而其詩皆清雅可觀，無三楊臺閣之習，亦無七子摹擬之弊“。另一方面，他們畢竟是致仕而歸的士大夫（八人中七人是進士，只有劉淵甫一人是舉人），在學習”竹林七賢“隱居避世的閒情逸趣（”竹林七逸，事清談而入醉鄉；雁塔群仙，矜曠蕩以臨花市“）之時，總不忘對人生世事和國事民瘼留一絲感悟和優慮：”雕蟲從事，庶成書以成言；撰述何勞，蓋因文以見道。“與其他七人一樣，馮裕致仕歸官後的思想仍是優遊林間的士大夫思想。
除《海岱會集》所收馮裕詩123首以外，現存馮裕作品集還有《方伯集》。此集由裕之曾孫琦輯刻收入《馮氏五先生集》中。
裕有五子，除幼子惟直早卒外，其他四子均知名於時。餘繼登《光祿寺卿馮公惟訥墓誌》曰：”憲副公有丈夫五子，四登科第，並以文章政事擅名於時，東海馮氏遂有聲於天下。“ 其長子惟健（1503－1553？），字汝強、汝至，號冶泉、陂門山人。嘉靖戊子（1528）舉人。有《冶泉集》（亦即《陂門集》）。在一門貴顯的馮氏父子中，惟健是最不顯的一個。惟健少即有才名，《光緒臨朐縣誌》）載：”少有文名，隨父官南都，與陳鳳、盧國賢輩結文社青黔之上，諸人皆早負盛名而推惟健為祭酒。“李維楨也說：”惟健弱冠有文名才情駿發，超然絕塵。“（6）可見，馮惟健在弱冠之時，其才華就得到了時人的認可。按理說，少負才名的馮惟健對未來是頗有信心的，然而以後科場連連失利，”七上春官不第“這樣，到第七次落第後，他再也無心科舉，只好把一番未酬的壯志寄託到了詩文上，”奇思健氣，溢為詞章。詩賦得之漢魏騷選，近體似初唐。書啟誄讚，超軼峻整。至於敘記諸篇，命意深厚，敷言爾雅，尤能獨樹一幟“清人宋弼《山左明詩鈔》引朱中立語：”陂門奇思峻發，古選衝逸，近體嚴整，蓋傑作也。“惟健作品除了《陂門集》外，還有《南征聖泉賦》等。在馮氏父子五人中，時人將惟健與弟惟敏、惟訥並稱，號為”三馮“，魯王孫朱觀熰（ōu）撰《海嶽靈秀集》，論三馮之才，首推惟健。可見，馮堆健的文學才華是得到了時人的認可的。
裕次子惟重（1504－1539），字汝威，亦字芹泉，有《大行集》。嘉靖十三年（1534）舉人，嘉靖戊戌（1538）進士，官授行人。與其兄惟健一樣，惟重也是少負才名，”十歲屬文，觀書數行俱下“。”公生而敏慧，十歲能文，有雋譽“。隨父歸臨朐後，其才名已遠播鄉里，”齊魯間執經為弟子者日眾“。比長兄惟健幸運的是，惟重於1538年與四弟惟訥同榜舉進士。舉進士後，授行人，時世宗南狩，惟重奉命告湖湘，驅馳君命於烈暑中，到廬江時，疽發於背而病亡，年僅三十六。或許由子去世過早，惟重在兄弟四人中文名最不顯。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說：”兄弟四人，三人皆有集，以才名稱於齊魯間，獨惟重無聞焉。“。然而，惟重亦少負才名，其文學藝術才華絲毫不在諸馮之下。李維楨《馮氏家傳》說他：”刻意為詩，無大曆以後語，書遒勁有晉人意。“清人宋弼也說：”予觀《大行集》，清新俊逸，直逼盛唐，特未深厚爾。昔歷下王秋史以《大行》為五集之冠，蓋先予論定雲。“客觀地說，惟重在才情方面毫不比”三馮“（惟健、惟敏、惟訥）遜色。但其文學成就確實不如”三馮“突出。其主要原因恐怕是惟重早年忙於科舉，而踏入仕途後，又過早地去世，因而使他的才華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示。餘繼登在《芹泉馮公暨蔣太安人墓誌銘》中說：”方公盛時，兄弟四人俱以文章科第擅名海內，公獨未究其用以死。“馮惟重的英年早逝，確實是令人感到惋惜的！
馮惟敏是馮裕的第三子，系整個馮氏家族中在文學成就上最為傑出的一個。馮惟敏（1511－1578），字汝行，號海浮。與其兄惟健、惟重一樣，惟敏也是少年即有文名，李維楨《馮氏家傳》說他：”含咀英華，為文閎肆，萬言可立就。晉陵王慎中督學山東，自謂於書無所不讀，猶遜其才也。“嘉靖十六年（1537）舉於鄉，然而以後會試卻屢試不第。科場的失意使他轉而追求一種自適快意的生活。《馮氏家傳》說他：”屢上南宮不第，結茅冶水上居焉。放舟上下，浩歌自適，望之如神仙中人。“ 可見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對他的影響。他在家鄉隱居了二十多年後，由於當時山東巡撫的迫害，加之始終沒有破滅的功名抱負，終於出來做官，選授直隸淶水令。雖說官位不顯，他還是希望能夠施展自己的抱負。
他為官不弄威權、不驚擾百姓，”清靜不擾，每出行縣，以壺饗自隨，民無絲粟之費“他為百姓做了很多實事，”繕學宮，浚城隍，樹以榆柳，行道之人歌詠之“他剛正不阿，不懼權貴，頗有其父之風。時地方膏富不法，”縣民富者為將軍，為校尉，為力士，為執金吾，為中貴人，兼併土地無算而多逋租契，惟敏摘其最負者懲之，貧民以為德，而豪右謗四起矣“由於觸怒權貴，他被謫為鎮江府教授。時惟敏文名已高，故得”聘典雲南試，錄文多出其手，一時傳誦“不久遷為保定府通判，奉檄修府志，同時，感於楊繼盛不屈於嚴篙之事蹟，為輯其遺文《楊忠憨遺文》行於世。在保定任上，馮惟敏還是很關心地方政事的，”陳郡利害十六事，皆中窾綮“。但由於官小位卑，其奏本如石沉大海，根本無人理睬，一連串的遭遇，使他徹底厭倦了官場，辭官之志也就更堅決了。隆慶五年（1571），惟敏又被擢為魯士師，可他竟未去赴任，於次年春，徑返家鄉了。致仕歸來後，馮惟敏又重新過起了隱居生活，”結茅冶水上，名其亭日‘即江南’，日與朋輩觴詠其中，自號海浮山人。每當天日清澄，風雪瞑靄時，棹煙艇上下，自歌所為北調新聲，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在家鄉隱居的這一段時間，他依然關心農事，著名的《胡十八刈（yì，割）麥有感》正作於此時。這一段時間是馮惟敏生活比較安定的時期，”自放山水，不與世接，類任達曠隳（hui）者流。然家居，獨閒禮法，每歲首，與子侄家宴，為詩歌，道天倫樂事，必加勉勖“但時間不長，他就去世了。
在文學上，馮惟敏的詩、散曲、傳奇、雜劇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散曲成就尤高。作品有《海浮山堂詞稿》、《石門集》等。惟敏作品的風格屬本色一派，其作品豪放灑脫、不假雕飾。《光緒臨朐縣誌》說他：”詩文雅麗，不喜為刻削語，情事若指掌上，尤善樂府。以俊語度新聲，流傳遠邇。西北人往往被之絃索，聞者解頤。“王世貞說：”北調近時馮惟敏獨為傑出，其板眼、務頭、攛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發之。錢謙益也說：“汝行善度近體樂府，盛傳於東郡。王元美謂李尚寶先芳、張職方重、劉侍御時達，此調皆可觀，而惟敏獨為傑出……餘所見《樑狀元不伏老》雜劇，當在王渼陂（王九思）《杜甫春遊》之上。”當然，對於馮惟敏作品的豪放風格的評價，眾說不一。王世貞說他：“止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為白璧微纇（lèi）耳。”王驥德說：“馮海浮直是粗豪，遠非本色”、“馮才氣勃勃，時見紙纇，常多俠而寡馴”《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惟敏散曲，為明代僅有之豪放派，最有生氣，最有魄力。惟王世貞王驥德輩，以為本色過多。” 今人任中敏據此批駁王世貞、王驥德對馮作的批評，認為“本色”與“寡馴”正是馮氏散曲的長處。任氏的認識是深有見的的。所謂本色，是指其作品不加雕琢，生動活潑，通俗易懂，極富口語化；所謂寡馴，即指直抒胸臆，不為成法所拘。總之，馮惟敏的作品，取得了極高的成就，可以說，其散曲的成就代表了明代的最高水平。
馮裕的第四子惟訥（1513－1572），字汝言，號少洲。與其兄一樣，惟訥少時即聰明穎悟，“有奇質，丰神秀徹。既長，開敏沈毅，辨悟絕倫，名起齊魯間”。“六齡就外傳，質問敢言，父名之惟訥，自是謹厚沈毅矣”惟訥的名、字與惟敏的相連，取“敏於行而訥於言”之意。惟訥在兄弟四人中仕途最顯，故聲名最大。（《明史 馮琦傳》曰：“惟重、惟健、惟訥皆有文名，惟訥最著。”嘉靖十三年（1534），與二兄惟重同榜舉人。十七年，與兄惟重、惟敏同赴會試，惟敏落第，而惟訥與惟重同成進士。十九年（1540），除宜興令，後調魏縣，尋遷蒲州知州，調揚州府同知，以父喪歸臨朐。服闕，補松江，遷南京戶員外郎郎中。嘉靖三十一年，以母喪歸，復補北駕郎，出為陝西金事，分巡隴右，兼督學政。嘉靖四十一年（1562），擢浙江提學副使，次年，升山西右參政。四十五年，升山西右布政使。隆慶二年（1568），轉江西左佈政便。隆慶五年（1571），以光祿寺卿致仕。次年，卒於鄉。惟訥為官，不懼豪富，頗有決斷。知宜興時，“宜興多大猾，持吏短長，善逋賦（指逃避賦稅），有逋至數十年者。公至，刺諸猾，搏擊之，按籍而攝逋者。逋賦大集，以數萬計輸之郡。郡守大奇之，謂令才弱冠耳，乃老吏不如，邑中鹹惴惴無敢以少年易公者矣”惟訥清廉自守，多為民計。赴松江任時，“賦入京師，舟中惟圖書數卷而已”任江西左布政使時，“核上供瓷器浮費，令民畝出一錢僱役，民大感悅，肖像祀之”惟訥兼長武備文教，知魏縣時，“會邊警沓至，烽火徹郊，關畿南震恐。公計久遠，調經費為城雙井城以備之”。任浙江提學副使時，“公念兩浙士風為海內嚆矢，廣佈條教以示左質右文之意，士習翕然，鹹歸於正”。
馮惟訥不僅政績顯著，在文學上，亦有不可埋沒之功。除創作外，他還對古代詩歌遺產進行了編輯與整理。可以說，他主要的文學貢獻就是對古詩的編輯整理。《光緒臨朐縣誌＊藝文》對其創作和整理概括說：“馮惟訥，《青州府志》十八卷（鍾志全祖其例）；《光祿集》十卷（選入五大夫集者一百七十九篇）；（《古詩紀》一百五十六卷（前集十卷，正集一百三十卷，外集四卷，別集十二卷。《四庫全書》所採乃吳琯所刊，通為一集，卷數次第竄亂非原書也。）……《風雅廣逸》八卷（以上並見（明史＊藝文志》，府志作《風雅逸韻》七卷，疑誤）；《楚詞旁註選》；《詩約注》（府志作《逸詩約注》，亦誤）；《文獻通考纂要》、《杜詩刪注》（俱見本傳，卷數未詳，府志又有光祿詩，蓋即五大夫集內之光祿集。）”其中，貢獻最大的是《古詩紀》的編纂，《四庫總目》說：“馮惟訥《古詩紀》前集十卷，皆古逸詩。正集一百三十卷，則漢魏以下，陳隋以前之詩。外集四卷，附錄仙鬼之詩。別集十二卷，則前人論詩之語也。時代綿長，採搪（摘）繁富，其中真偽錯雜，以及牴牾舛漏，所不能無。故馮舒作《詩紀匡謬》以糾其失。
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韻之文，無不兼收。溯詩家之淵源者，不能外是書而他適，固亦採珠之滄海，伐木之鄧林矣。”王世貞也說：“馮汝言纂取古詩，自穹古以至陳隋之詩無所不採，且人傳其略，可謂詞家之苦心，藝苑之功人矣。然遠則延壽、易林、《山海經》圖贊，近而周興嗣《千文》，皆在所遺，恐當補錄。”《古詩紀》在當時影響就很大，時著名文人如王世貞、汪道昆都為之作過序，汪道昆盛讚之曰：“是紀也，代必盡人，人必盡業，殆將窮宇宙、歷歲時，周視尚方，惟口所適。具矣！備矣！全體賅矣！”馮惟訥的這種蒐集整理工作，在當時影響極大，很多人都效法他這種做法：為補《古詩紀》之不足，馮舒作過《詩紀匡謬》；又有臧懋循編《詩所》五十六卷，張之象編《古詩類苑》一百二十卷，都以惟訥《古詩紀》為稿本，力求出新，而或隨意剽竊，或掇拾餖飣，皆無甚可取。惟訥創作多為詩歌。主要見於《馮光祿集》及《馮少洲集》，亦多為人稱道，如“浮聲切響，按之無郄而有所，不欲盡於音；豐葩俊藻，納之愈出而有所，不欲竭於辭”。王兆雲在《皇明詞林人物考》中說：“其詩俊逸秀麗，縱橫繩墨間，時出奇峰，亦騷壇一大匠也。”
除了創作和編輯外，惟訥還積極關注其它文學活動。他與當時名噪文壇的李攀龍、王世貞、謝榛等“後七子”多有交往（注：成員包括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樑有譽、徐中行和吳國倫。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名稱首見於《明史·文苑·李攀龍傳》。因在前七子之後，故稱後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此外，他還參與編寫了《嘉靖青州府志》、《嘉靖臨朐縣誌》，為家鄉的文化事業做出了貢獻。
馮裕孫輩中，知名者有馮子履和馮子鹹。馮子履（1539—1596），字禮甫，號仰芹，惟重子。子履生數日而孤，由母親蔣氏撫養成人。與其父輩一樣，子履亦“幼聰慧，日誦萬言”。“弱冠能文，下筆千言立就”于慎行也說他“穎悟絕倫，日誦萬餘言。為文詞，援筆立就。”隆慶元年（1567｝舉人，次年舉進士，知直隸固安縣，以能擢兵部主事。萬曆二年（1574），出為山西按察司僉事，治兵大同，數有邊功。累遷參議副使，因被讒言，解組自免。萬曆十年（1582），復起知和州，尋擢山西僉事，備兵隴西。復遷山西參
議，十七年〔1589），遷河南副使，後改備易州。二十一年（1593），遷河南參政，時子馮琦已授翰林侍講學士，子履深知“水滿則溢，月滿則虧”的道理，“乃謂（琦）曰：‘嗟乎！造物忌太盛，奈何父子同時穹顯，吾去汝歸矣’”。遂致仕歸。
子履一生政績顯赫，為官做人，大有先輩遺風，這與家族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子履有傑出的政治才能，尤長於軍事。知固安縣時，縣內多盜，子履擇選青年子弟為牙兵，練習騎射，“盜發輒捕得之，境內肅然”治兵大同時，官吏隱蝕兵餉，激起兵變，“兵闐門而噪，勢張甚，子履諭以理而按誅其倡亂者，眾徐解散，一鎮獲安”時設互市，有少數民族首領那吉自驕善射，意輕漢兵，屢欲犯之。子履約那吉比射，以計勝之，“那吉搏顙悅服，謂天朝有人。終其任，貢市無敢譁者”任易州兵備副使時，招募兵勇，日日操練，時部使者大閱畿輔兵，易州為冠。時束鹿有道士妖言惑眾，聚眾滋事，百姓人心惶惶，“民情凶懼，逃避相屬”有司請兵剿之，子履以為不可，乃一面安定人心，“命庖人具酒食，闔戶酣飲”一面使人捕倡亂者，亂乃平。子履這種傑出的政治才能多為人稱道，李維楨《祭馮參政》讚道：“令先生秉國均宰天下，何吏治之不修，何邊事之不飭，何亂萌之不銷，何紀綱之不肅，何鄉士大夫之不行仁講讓。”子履為官，多為民便，治兵大同時，值大旱，米價上漲，子履“亟懸厚值招諸商米，遠近輳集，又發倉賑濟，歲不為災”任陝西僉事時，所舉多為惠政，以致秦民為置生祠。
子履為人，平和易處，不設城府，“闊達大度而執義屹如，賁育莫奪。與人言，肝腸在言，諧謔萬變”。馮子履做官為人的這些品格，和奉儒守官、立德修身的家族傳統是分不開的。
馮子鹹（1548－－1596），惟健子，字受甫，號望山，復更號曰本軒。萬曆元年（1573）舉於鄉，兩次會試失利後，他沒有繼續迷戀於科舉，而是：“幡然曰：‘情非奉檄，禮非翹弓，何干祿數數為？’”從中年開始，他就過起了隱居生活，“築室冶水上，躬耕自給”子鹹此時的心態與其叔父惟敏當年落第時的心態相似，不同的是，馮惟敏在落第後隱居家鄉的二十多年裡，一直關注社會現實，並一直沒有泯滅心中的功名抱負，而馮子鹹則轉向一種內心的自省，“從婦翁少司馬冀煉為理學，以莊敬自持”馮子鹹的心態，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另一種影響“窮則獨善”，既然不能顯達，兼濟天下的抱負無從施展，就由外而內，追求自身道德品格的完善。於是，“朝夕闔戶，靜坐忽有所悟：‘敬在常惺惺，豈檢束若徽墨也與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覆命，是為聖功之本’”。子鹹的這種修身之學實際上包含了道家的思想因素。這樣，追求濂洛之學的馮子鹹在家鄉儼然成為一代理學大師，四方問學者日眾，“或問為學，曰：‘須剛須恆，不剛則隳（注：怠惰），不恆則退。’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處事，曰：‘稱物平施。’問處人，曰：‘誠心和氣。’”《光緒臨朐縣誌》還說他：“尤深惡儒名。”可見他對以科第人仕的功名之路是很不屑的。鍾羽正稱其“通道忘仕則漆雕子，循經蹈古則高子羔” 。子鹹以萬曆二十四年卒於鄉，士友私謐曰貞靜先生。著有《日進剳記》、《自警私課》、《耕餘筆談》等。
馮裕曾孫輩中，馮琦是最顯者。除馮琦外，惟健孫馮琬、馮琰及惟訥孫馮剳亦知名。
馮琦（1558－1603），字用韞，號琢庵，惟重孫。馮琦是整個馮氏家族中仕途最顯的一人，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卒於任，追贈太子少保。馮琦幼年即穎悟絕人，“公生而碩偉，穎惠異人”。舉萬曆五年（1577）進士，時年十九，改庶吉士，授編修。九年，直使館篡修《大明會典》，受中貴人書。十五年（1587），升侍講學士。十九年，主考順天府鄉試。二十一年，升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時父子俱顯，其父子履忌盈滿則虧，琦遂以假歸。二十六年（1598），再入內閣。次年，以原官充玉牒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後進左侍郎，協理詹事府，再拜禮部尚書。三十一年，卒於任。天啟初，諡文敏。馮琦一生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琦居，恆獨處一室。至草書，則闔扉危坐，撫心沈思，意象慘憤，其詞深切婉至，務積誠以悟人主，其母嘗怪其貌瘁”終於病死任上。馮琦為官，與其先人一樣，一方面，能夠盡忠保國，另一方面，也頗有政治才能。琦抗直敢言，居吏部時，神宗久不視朝，吏部推舉人才，多不得用，琦具疏極言，時論韙之。當時三王並封之議起，琦力諫其不可，時“神宗春秋寢高，皇子年十九，未行冠婚冊立之禮。鄭貴妃方有寵，潛謀奪嫡，議三王並封，廷論囂然。神宗意久不決，琦先後執諫”最後終於冊立皇子。琦在吏部，力主罷礦稅、減民賦、撤中使，《明史·馮琦傳》說他：“蒞政勤敏，力抑營兢，尚書李藏倚重之。”馮琦極盡孝道，子履病篤之日，“琦一日三上疏乞歸。並引講臣例乞封父母，得旨如所請。疾馳四書，夜抵家，拜子履床下，泣致封誥……琦嘗謂人‘生平榮遇偶爾，惟是三日，足當百年，追惟主思，尤感激圖報’雲”可見，馮琦將盡忠與盡孝是結合在了一起的。
馮琦不僅政績傑出，在文學上，也取得了較高的成就，《明史·馮琦傳》稱：“琦明習典故，學有根柢，數陳讜論，中外想望丰采，帝亦深眷倚”馮琦為文，注重實用，不尚空談。錢謙益稱他：“天姿瑰偉，濡染家學……誦讀講貫，日有程要，尤究心列聖典謨。” 所編《經濟類編》（與馮瑗合編）、《兩朝大政紀》、《通鑑分解》、《宋史紀事本末》（馮琦原編，陳邦瞻修訂），皆講求有用，務求有裨益於國家社會，不是純粹的文學性作品。當然，其作品中也有文學性較強的作品，如《宗伯集》、《北海集》、《唐詩類韻》等。于慎行贊之曰：“其修學博而不濫，其抽思深而不譎，其綜藻華而不雕，其稱名奧而不晦，其議論辨說，邈探恍惚，冥造希夷，愈入愈深，愈出愈鬯（同暢），而不可端倪，有莊而無之也。”“公之為古體。淵源漢魏，而軼出於唐。其為近體，沈浸盛唐而致極於杜，兼備眾美而發於一竅。其究華而若斂，衝而若餘，大而不陵，細而不底，神在象先而輔之以氣，情懸物表而運之以辭，此所以勝爾。”陳田也稱之曰：“文章爾雅，詩兼各體。論者謂與東阿於文定併為海表人望雲。”人們對馮琦的評價，雖多溢美之詞，但客觀的說，馮琦詩文不尚浮華，清麗自然，確實具有較高的藝術成就。
馮瑗，字德韞，號慄庵。父子升，以瑗貴，封戶部雲南司郎中。瑗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舉於鄉，次年成進士，授湖廣茶陵州知州。後歷任山西澤州知州、戶部貴州司員外、雲南司郎中、山西參政、開原道。與先輩們一樣，馮瑗也頗有政治才能。任戶部貴州司員外時，監兗州、兩浙漕運，“還京疏陳商民疾苦，切中時弊”瑗不懼權貴，知山西澤州時，“州苦貧瘠，宗藩挾勢恣橫，多不法，為民患，長吏莫敢誰何。瑗至，一裁以法，豪右屏息”平時，廉潔自守，遷戶部貴州司員外時，“宦囊不名一錢”瑗所著書有《黃龍紀事》、《經濟類編》（與馮琦合編）等。有子二人：馮士偁chēng，馮士份。
馮琬、馮琰皆馮子鹹子。馮琬，字叔堅。琬弟琰，字叔白，一字慎庵。琰自幼孝悌，“幼孤，事母至孝，母病，侍湯藥，衣不解帶。及卒。哀慼逾常，里黨聞其號痛，莫不流涕……事兄琬，曲盡愛敬，邑人化之，以鬩（xi）牆為恥”天啟初年，兩赴京闈，不第。崇禎六年（1633）謁選，授知四川璧山縣。馮琰在任上，“政尚寬簡。不事苛察，吏民懷德”馮琰以剛直忤當事，遭謫。感憤卒於官。
馮珣，字季韞，一字璞庵，惟訥孫。父子臨以珣貴，贈奉直大夫、陝西興安州知州。珣以選貢謁選，授知陝西長武縣，後遷咸陽，以母喪歸。後補知交河縣，升興安州知州。累遷至漢中同知，遭中貴讒言，歸。珣至官守正，廉潔愛民，官咸陽時“豪族宄法為民害，吏不敢問，珣執法無所姑息”因母喪歸鄉時，“會青蜀大飢，躬自節省，具健粥、皮絮、槽棺賑助之，生死被其惠者以數千計”遷漢中同知時，“適瑞藩開邸第，珣董其成。中貴挾群小胥役因緣為奸，珣燭其私弊，多所裁抑，拓城西地百餘畝，以足邸額，而民不苦於轉徙”因此受到太監的中傷，遂罷官歸。著作有《韞璞齋稿》，以孫溥貴，贈尚書。有子五人：士衡、士鶚、士儀、士鵬、士基。
馮氏後人中，馮溥是比較貴顯的一位。馮溥，字孔溥，士衡子，舉清順治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屢遷祕書院侍讀學士，尋擢吏部右侍郎。康燕元年（1661）轉左侍郎。六年，充會試副考官。次年，擢都察院左御使。後遷刑部尚書，授文華殿大學士。十八年（1678），為會試正考官。二十一年，上疏乞休，尋加太子太傅。卒，諡文敏。溥為官廉正，處處以國事為重。任左侍郎時。“凡一切推補，溥獨主之，悉秉至公，無所曲庇”。“在閣二載，開誠佈公，不矯激詭隨，商略大政或僉謀可用，即庶僚不遺，若義所不可，雖貴近交口，而溥必力爭改正，求裨國是而無成心”馮溥主會試時，主選了一大批人才，“溥所薦法若真、曹溶、施閏章、沈珩，葉舒崇、曹禾、陳玉璂、米漢文等，各授侍讀編修。而毛奇齡、朱彝尊、陳維崧一時皆出名門，得人極當世之選”馮溥學有根柢，“八歲受《左氏春秋》暨秦漢以下古文，即能貫穿根柢。稍長，窮極經史，凡天文、圖緯及兵書地誌罔不博綜”著有《佳山堂集》。
馮氏家族中還有多人仕途頗顯，這裡不一一論述。馮氏家族世代顯赫，在政治、文化上貢獻很大，這是一種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先輩對後輩的示範作用以及同輩之間的相互影響，使馮氏家族的成員在為官做人這兩方面，都倍受稱道，而對這種現象的研究，還有待深人。
馮裕的創作多為詩歌。其詩師法古樂府、古詩十九首和建安詩歌。但他與當時正高舉復古大旗的前七子不同，他沒有陷入前七子由師古走向擬古的泥坑；而是學習漢魏詩歌那種不假雕飾、自然天成的化工之美。綜觀《海岱會集》。八人之作儘管風格各異，但總體傾向卻是一致的。一方面，這些作品作為山林唱和之作。講究情趣、尚法自然。與許多應酬之作包括許多名家的酬唱之作大異其趣。他們以山林巖穴之士的自得之樂為旨趣進行詩歌創作，”蓋山間林下自適性情，不復以文壇名譽為事，故不隨風氣為轉移“。這種創作的無功利性使他們的作品擺脫了當時詩壇不良風氣的影響，”八人皆不以詩名而其詩皆清雅可觀，無三楊臺閣之習，亦無七子摹擬之弊“。另一方面，他們畢竟是致仕而歸的士大夫（八人中七人是進士，只有劉淵甫一人是舉人），在學習”竹林七賢“隱居避世的閒情逸趣（”竹林七逸，事清談而入醉鄉；雁塔群仙，矜曠蕩以臨花市“）之時，總不忘對人生世事和國事民瘼留一絲感悟和優慮：”雕蟲從事，庶成書以成言；撰述何勞，蓋因文以見道。“與其他七人一樣，馮裕致仕歸官後的思想仍是優遊林間的士大夫思想。
除《海岱會集》所收馮裕詩123首以外，現存馮裕作品集還有《方伯集》。此集由裕之曾孫琦輯刻收入《馮氏五先生集》中。
裕有五子，除幼子惟直早卒外，其他四子均知名於時。餘繼登《光祿寺卿馮公惟訥墓誌》曰：”憲副公有丈夫五子，四登科第，並以文章政事擅名於時，東海馮氏遂有聲於天下。“ 其長子惟健（1503－1553？），字汝強、汝至，號冶泉、陂門山人。嘉靖戊子（1528）舉人。有《冶泉集》（亦即《陂門集》）。在一門貴顯的馮氏父子中，惟健是最不顯的一個。惟健少即有才名，《光緒臨朐縣誌》）載：”少有文名，隨父官南都，與陳鳳、盧國賢輩結文社青黔之上，諸人皆早負盛名而推惟健為祭酒。“李維楨也說：”惟健弱冠有文名才情駿發，超然絕塵。“（6）可見，馮惟健在弱冠之時，其才華就得到了時人的認可。按理說，少負才名的馮惟健對未來是頗有信心的，然而以後科場連連失利，”七上春官不第“這樣，到第七次落第後，他再也無心科舉，只好把一番未酬的壯志寄託到了詩文上，”奇思健氣，溢為詞章。詩賦得之漢魏騷選，近體似初唐。書啟誄讚，超軼峻整。至於敘記諸篇，命意深厚，敷言爾雅，尤能獨樹一幟“清人宋弼《山左明詩鈔》引朱中立語：”陂門奇思峻發，古選衝逸，近體嚴整，蓋傑作也。“惟健作品除了《陂門集》外，還有《南征聖泉賦》等。在馮氏父子五人中，時人將惟健與弟惟敏、惟訥並稱，號為”三馮“，魯王孫朱觀熰（ōu）撰《海嶽靈秀集》，論三馮之才，首推惟健。可見，馮堆健的文學才華是得到了時人的認可的。
裕次子惟重（1504－1539），字汝威，亦字芹泉，有《大行集》。嘉靖十三年（1534）舉人，嘉靖戊戌（1538）進士，官授行人。與其兄惟健一樣，惟重也是少負才名，”十歲屬文，觀書數行俱下“。”公生而敏慧，十歲能文，有雋譽“。隨父歸臨朐後，其才名已遠播鄉里，”齊魯間執經為弟子者日眾“。比長兄惟健幸運的是，惟重於1538年與四弟惟訥同榜舉進士。舉進士後，授行人，時世宗南狩，惟重奉命告湖湘，驅馳君命於烈暑中，到廬江時，疽發於背而病亡，年僅三十六。或許由子去世過早，惟重在兄弟四人中文名最不顯。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說：”兄弟四人，三人皆有集，以才名稱於齊魯間，獨惟重無聞焉。“。然而，惟重亦少負才名，其文學藝術才華絲毫不在諸馮之下。李維楨《馮氏家傳》說他：”刻意為詩，無大曆以後語，書遒勁有晉人意。“清人宋弼也說：”予觀《大行集》，清新俊逸，直逼盛唐，特未深厚爾。昔歷下王秋史以《大行》為五集之冠，蓋先予論定雲。“客觀地說，惟重在才情方面毫不比”三馮“（惟健、惟敏、惟訥）遜色。但其文學成就確實不如”三馮“突出。其主要原因恐怕是惟重早年忙於科舉，而踏入仕途後，又過早地去世，因而使他的才華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示。餘繼登在《芹泉馮公暨蔣太安人墓誌銘》中說：”方公盛時，兄弟四人俱以文章科第擅名海內，公獨未究其用以死。“馮惟重的英年早逝，確實是令人感到惋惜的！
馮惟敏是馮裕的第三子，系整個馮氏家族中在文學成就上最為傑出的一個。馮惟敏（1511－1578），字汝行，號海浮。與其兄惟健、惟重一樣，惟敏也是少年即有文名，李維楨《馮氏家傳》說他：”含咀英華，為文閎肆，萬言可立就。晉陵王慎中督學山東，自謂於書無所不讀，猶遜其才也。“嘉靖十六年（1537）舉於鄉，然而以後會試卻屢試不第。科場的失意使他轉而追求一種自適快意的生活。《馮氏家傳》說他：”屢上南宮不第，結茅冶水上居焉。放舟上下，浩歌自適，望之如神仙中人。“ 可見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對他的影響。他在家鄉隱居了二十多年後，由於當時山東巡撫的迫害，加之始終沒有破滅的功名抱負，終於出來做官，選授直隸淶水令。雖說官位不顯，他還是希望能夠施展自己的抱負。
他為官不弄威權、不驚擾百姓，”清靜不擾，每出行縣，以壺饗自隨，民無絲粟之費“他為百姓做了很多實事，”繕學宮，浚城隍，樹以榆柳，行道之人歌詠之“他剛正不阿，不懼權貴，頗有其父之風。時地方膏富不法，”縣民富者為將軍，為校尉，為力士，為執金吾，為中貴人，兼併土地無算而多逋租契，惟敏摘其最負者懲之，貧民以為德，而豪右謗四起矣“由於觸怒權貴，他被謫為鎮江府教授。時惟敏文名已高，故得”聘典雲南試，錄文多出其手，一時傳誦“不久遷為保定府通判，奉檄修府志，同時，感於楊繼盛不屈於嚴篙之事蹟，為輯其遺文《楊忠憨遺文》行於世。在保定任上，馮惟敏還是很關心地方政事的，”陳郡利害十六事，皆中窾綮“。但由於官小位卑，其奏本如石沉大海，根本無人理睬，一連串的遭遇，使他徹底厭倦了官場，辭官之志也就更堅決了。隆慶五年（1571），惟敏又被擢為魯士師，可他竟未去赴任，於次年春，徑返家鄉了。致仕歸來後，馮惟敏又重新過起了隱居生活，”結茅冶水上，名其亭日‘即江南’，日與朋輩觴詠其中，自號海浮山人。每當天日清澄，風雪瞑靄時，棹煙艇上下，自歌所為北調新聲，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在家鄉隱居的這一段時間，他依然關心農事，著名的《胡十八刈（yì，割）麥有感》正作於此時。這一段時間是馮惟敏生活比較安定的時期，”自放山水，不與世接，類任達曠隳（hui）者流。然家居，獨閒禮法，每歲首，與子侄家宴，為詩歌，道天倫樂事，必加勉勖“但時間不長，他就去世了。
在文學上，馮惟敏的詩、散曲、傳奇、雜劇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散曲成就尤高。作品有《海浮山堂詞稿》、《石門集》等。惟敏作品的風格屬本色一派，其作品豪放灑脫、不假雕飾。《光緒臨朐縣誌》說他：”詩文雅麗，不喜為刻削語，情事若指掌上，尤善樂府。以俊語度新聲，流傳遠邇。西北人往往被之絃索，聞者解頤。“王世貞說：”北調近時馮惟敏獨為傑出，其板眼、務頭、攛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發之。錢謙益也說：“汝行善度近體樂府，盛傳於東郡。王元美謂李尚寶先芳、張職方重、劉侍御時達，此調皆可觀，而惟敏獨為傑出……餘所見《樑狀元不伏老》雜劇，當在王渼陂（王九思）《杜甫春遊》之上。”當然，對於馮惟敏作品的豪放風格的評價，眾說不一。王世貞說他：“止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為白璧微纇（lèi）耳。”王驥德說：“馮海浮直是粗豪，遠非本色”、“馮才氣勃勃，時見紙纇，常多俠而寡馴”《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惟敏散曲，為明代僅有之豪放派，最有生氣，最有魄力。惟王世貞王驥德輩，以為本色過多。” 今人任中敏據此批駁王世貞、王驥德對馮作的批評，認為“本色”與“寡馴”正是馮氏散曲的長處。任氏的認識是深有見的的。所謂本色，是指其作品不加雕琢，生動活潑，通俗易懂，極富口語化；所謂寡馴，即指直抒胸臆，不為成法所拘。總之，馮惟敏的作品，取得了極高的成就，可以說，其散曲的成就代表了明代的最高水平。
馮裕的第四子惟訥（1513－1572），字汝言，號少洲。與其兄一樣，惟訥少時即聰明穎悟，“有奇質，丰神秀徹。既長，開敏沈毅，辨悟絕倫，名起齊魯間”。“六齡就外傳，質問敢言，父名之惟訥，自是謹厚沈毅矣”惟訥的名、字與惟敏的相連，取“敏於行而訥於言”之意。惟訥在兄弟四人中仕途最顯，故聲名最大。（《明史 馮琦傳》曰：“惟重、惟健、惟訥皆有文名，惟訥最著。”嘉靖十三年（1534），與二兄惟重同榜舉人。十七年，與兄惟重、惟敏同赴會試，惟敏落第，而惟訥與惟重同成進士。十九年（1540），除宜興令，後調魏縣，尋遷蒲州知州，調揚州府同知，以父喪歸臨朐。服闕，補松江，遷南京戶員外郎郎中。嘉靖三十一年，以母喪歸，復補北駕郎，出為陝西金事，分巡隴右，兼督學政。嘉靖四十一年（1562），擢浙江提學副使，次年，升山西右參政。四十五年，升山西右布政使。隆慶二年（1568），轉江西左佈政便。隆慶五年（1571），以光祿寺卿致仕。次年，卒於鄉。惟訥為官，不懼豪富，頗有決斷。知宜興時，“宜興多大猾，持吏短長，善逋賦（指逃避賦稅），有逋至數十年者。公至，刺諸猾，搏擊之，按籍而攝逋者。逋賦大集，以數萬計輸之郡。郡守大奇之，謂令才弱冠耳，乃老吏不如，邑中鹹惴惴無敢以少年易公者矣”惟訥清廉自守，多為民計。赴松江任時，“賦入京師，舟中惟圖書數卷而已”任江西左布政使時，“核上供瓷器浮費，令民畝出一錢僱役，民大感悅，肖像祀之”惟訥兼長武備文教，知魏縣時，“會邊警沓至，烽火徹郊，關畿南震恐。公計久遠，調經費為城雙井城以備之”。任浙江提學副使時，“公念兩浙士風為海內嚆矢，廣佈條教以示左質右文之意，士習翕然，鹹歸於正”。
馮惟訥不僅政績顯著，在文學上，亦有不可埋沒之功。除創作外，他還對古代詩歌遺產進行了編輯與整理。可以說，他主要的文學貢獻就是對古詩的編輯整理。《光緒臨朐縣誌＊藝文》對其創作和整理概括說：“馮惟訥，《青州府志》十八卷（鍾志全祖其例）；《光祿集》十卷（選入五大夫集者一百七十九篇）；（《古詩紀》一百五十六卷（前集十卷，正集一百三十卷，外集四卷，別集十二卷。《四庫全書》所採乃吳琯所刊，通為一集，卷數次第竄亂非原書也。）……《風雅廣逸》八卷（以上並見（明史＊藝文志》，府志作《風雅逸韻》七卷，疑誤）；《楚詞旁註選》；《詩約注》（府志作《逸詩約注》，亦誤）；《文獻通考纂要》、《杜詩刪注》（俱見本傳，卷數未詳，府志又有光祿詩，蓋即五大夫集內之光祿集。）”其中，貢獻最大的是《古詩紀》的編纂，《四庫總目》說：“馮惟訥《古詩紀》前集十卷，皆古逸詩。正集一百三十卷，則漢魏以下，陳隋以前之詩。外集四卷，附錄仙鬼之詩。別集十二卷，則前人論詩之語也。時代綿長，採搪（摘）繁富，其中真偽錯雜，以及牴牾舛漏，所不能無。故馮舒作《詩紀匡謬》以糾其失。
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韻之文，無不兼收。溯詩家之淵源者，不能外是書而他適，固亦採珠之滄海，伐木之鄧林矣。”王世貞也說：“馮汝言纂取古詩，自穹古以至陳隋之詩無所不採，且人傳其略，可謂詞家之苦心，藝苑之功人矣。然遠則延壽、易林、《山海經》圖贊，近而周興嗣《千文》，皆在所遺，恐當補錄。”《古詩紀》在當時影響就很大，時著名文人如王世貞、汪道昆都為之作過序，汪道昆盛讚之曰：“是紀也，代必盡人，人必盡業，殆將窮宇宙、歷歲時，周視尚方，惟口所適。具矣！備矣！全體賅矣！”馮惟訥的這種蒐集整理工作，在當時影響極大，很多人都效法他這種做法：為補《古詩紀》之不足，馮舒作過《詩紀匡謬》；又有臧懋循編《詩所》五十六卷，張之象編《古詩類苑》一百二十卷，都以惟訥《古詩紀》為稿本，力求出新，而或隨意剽竊，或掇拾餖飣，皆無甚可取。惟訥創作多為詩歌。主要見於《馮光祿集》及《馮少洲集》，亦多為人稱道，如“浮聲切響，按之無郄而有所，不欲盡於音；豐葩俊藻，納之愈出而有所，不欲竭於辭”。王兆雲在《皇明詞林人物考》中說：“其詩俊逸秀麗，縱橫繩墨間，時出奇峰，亦騷壇一大匠也。”
除了創作和編輯外，惟訥還積極關注其它文學活動。他與當時名噪文壇的李攀龍、王世貞、謝榛等“後七子”多有交往（注：成員包括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樑有譽、徐中行和吳國倫。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名稱首見於《明史·文苑·李攀龍傳》。因在前七子之後，故稱後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此外，他還參與編寫了《嘉靖青州府志》、《嘉靖臨朐縣誌》，為家鄉的文化事業做出了貢獻。
馮裕孫輩中，知名者有馮子履和馮子鹹。馮子履（1539—1596），字禮甫，號仰芹，惟重子。子履生數日而孤，由母親蔣氏撫養成人。與其父輩一樣，子履亦“幼聰慧，日誦萬言”。“弱冠能文，下筆千言立就”于慎行也說他“穎悟絕倫，日誦萬餘言。為文詞，援筆立就。”隆慶元年（1567｝舉人，次年舉進士，知直隸固安縣，以能擢兵部主事。萬曆二年（1574），出為山西按察司僉事，治兵大同，數有邊功。累遷參議副使，因被讒言，解組自免。萬曆十年（1582），復起知和州，尋擢山西僉事，備兵隴西。復遷山西參
議，十七年〔1589），遷河南副使，後改備易州。二十一年（1593），遷河南參政，時子馮琦已授翰林侍講學士，子履深知“水滿則溢，月滿則虧”的道理，“乃謂（琦）曰：‘嗟乎！造物忌太盛，奈何父子同時穹顯，吾去汝歸矣’”。遂致仕歸。
子履一生政績顯赫，為官做人，大有先輩遺風，這與家族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子履有傑出的政治才能，尤長於軍事。知固安縣時，縣內多盜，子履擇選青年子弟為牙兵，練習騎射，“盜發輒捕得之，境內肅然”治兵大同時，官吏隱蝕兵餉，激起兵變，“兵闐門而噪，勢張甚，子履諭以理而按誅其倡亂者，眾徐解散，一鎮獲安”時設互市，有少數民族首領那吉自驕善射，意輕漢兵，屢欲犯之。子履約那吉比射，以計勝之，“那吉搏顙悅服，謂天朝有人。終其任，貢市無敢譁者”任易州兵備副使時，招募兵勇，日日操練，時部使者大閱畿輔兵，易州為冠。時束鹿有道士妖言惑眾，聚眾滋事，百姓人心惶惶，“民情凶懼，逃避相屬”有司請兵剿之，子履以為不可，乃一面安定人心，“命庖人具酒食，闔戶酣飲”一面使人捕倡亂者，亂乃平。子履這種傑出的政治才能多為人稱道，李維楨《祭馮參政》讚道：“令先生秉國均宰天下，何吏治之不修，何邊事之不飭，何亂萌之不銷，何紀綱之不肅，何鄉士大夫之不行仁講讓。”子履為官，多為民便，治兵大同時，值大旱，米價上漲，子履“亟懸厚值招諸商米，遠近輳集，又發倉賑濟，歲不為災”任陝西僉事時，所舉多為惠政，以致秦民為置生祠。
子履為人，平和易處，不設城府，“闊達大度而執義屹如，賁育莫奪。與人言，肝腸在言，諧謔萬變”。馮子履做官為人的這些品格，和奉儒守官、立德修身的家族傳統是分不開的。
馮子鹹（1548－－1596），惟健子，字受甫，號望山，復更號曰本軒。萬曆元年（1573）舉於鄉，兩次會試失利後，他沒有繼續迷戀於科舉，而是：“幡然曰：‘情非奉檄，禮非翹弓，何干祿數數為？’”從中年開始，他就過起了隱居生活，“築室冶水上，躬耕自給”子鹹此時的心態與其叔父惟敏當年落第時的心態相似，不同的是，馮惟敏在落第後隱居家鄉的二十多年裡，一直關注社會現實，並一直沒有泯滅心中的功名抱負，而馮子鹹則轉向一種內心的自省，“從婦翁少司馬冀煉為理學，以莊敬自持”馮子鹹的心態，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另一種影響“窮則獨善”，既然不能顯達，兼濟天下的抱負無從施展，就由外而內，追求自身道德品格的完善。於是，“朝夕闔戶，靜坐忽有所悟：‘敬在常惺惺，豈檢束若徽墨也與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覆命，是為聖功之本’”。子鹹的這種修身之學實際上包含了道家的思想因素。這樣，追求濂洛之學的馮子鹹在家鄉儼然成為一代理學大師，四方問學者日眾，“或問為學，曰：‘須剛須恆，不剛則隳（注：怠惰），不恆則退。’問敬，曰：‘惺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處事，曰：‘稱物平施。’問處人，曰：‘誠心和氣。’”《光緒臨朐縣誌》還說他：“尤深惡儒名。”可見他對以科第人仕的功名之路是很不屑的。鍾羽正稱其“通道忘仕則漆雕子，循經蹈古則高子羔” 。子鹹以萬曆二十四年卒於鄉，士友私謐曰貞靜先生。著有《日進剳記》、《自警私課》、《耕餘筆談》等。
馮裕曾孫輩中，馮琦是最顯者。除馮琦外，惟健孫馮琬、馮琰及惟訥孫馮剳亦知名。
馮琦（1558－1603），字用韞，號琢庵，惟重孫。馮琦是整個馮氏家族中仕途最顯的一人，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卒於任，追贈太子少保。馮琦幼年即穎悟絕人，“公生而碩偉，穎惠異人”。舉萬曆五年（1577）進士，時年十九，改庶吉士，授編修。九年，直使館篡修《大明會典》，受中貴人書。十五年（1587），升侍講學士。十九年，主考順天府鄉試。二十一年，升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時父子俱顯，其父子履忌盈滿則虧，琦遂以假歸。二十六年（1598），再入內閣。次年，以原官充玉牒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後進左侍郎，協理詹事府，再拜禮部尚書。三十一年，卒於任。天啟初，諡文敏。馮琦一生為國為民，鞠躬盡瘁，“琦居，恆獨處一室。至草書，則闔扉危坐，撫心沈思，意象慘憤，其詞深切婉至，務積誠以悟人主，其母嘗怪其貌瘁”終於病死任上。馮琦為官，與其先人一樣，一方面，能夠盡忠保國，另一方面，也頗有政治才能。琦抗直敢言，居吏部時，神宗久不視朝，吏部推舉人才，多不得用，琦具疏極言，時論韙之。當時三王並封之議起，琦力諫其不可，時“神宗春秋寢高，皇子年十九，未行冠婚冊立之禮。鄭貴妃方有寵，潛謀奪嫡，議三王並封，廷論囂然。神宗意久不決，琦先後執諫”最後終於冊立皇子。琦在吏部，力主罷礦稅、減民賦、撤中使，《明史·馮琦傳》說他：“蒞政勤敏，力抑營兢，尚書李藏倚重之。”馮琦極盡孝道，子履病篤之日，“琦一日三上疏乞歸。並引講臣例乞封父母，得旨如所請。疾馳四書，夜抵家，拜子履床下，泣致封誥……琦嘗謂人‘生平榮遇偶爾，惟是三日，足當百年，追惟主思，尤感激圖報’雲”可見，馮琦將盡忠與盡孝是結合在了一起的。
馮琦不僅政績傑出，在文學上，也取得了較高的成就，《明史·馮琦傳》稱：“琦明習典故，學有根柢，數陳讜論，中外想望丰采，帝亦深眷倚”馮琦為文，注重實用，不尚空談。錢謙益稱他：“天姿瑰偉，濡染家學……誦讀講貫，日有程要，尤究心列聖典謨。” 所編《經濟類編》（與馮瑗合編）、《兩朝大政紀》、《通鑑分解》、《宋史紀事本末》（馮琦原編，陳邦瞻修訂），皆講求有用，務求有裨益於國家社會，不是純粹的文學性作品。當然，其作品中也有文學性較強的作品，如《宗伯集》、《北海集》、《唐詩類韻》等。于慎行贊之曰：“其修學博而不濫，其抽思深而不譎，其綜藻華而不雕，其稱名奧而不晦，其議論辨說，邈探恍惚，冥造希夷，愈入愈深，愈出愈鬯（同暢），而不可端倪，有莊而無之也。”“公之為古體。淵源漢魏，而軼出於唐。其為近體，沈浸盛唐而致極於杜，兼備眾美而發於一竅。其究華而若斂，衝而若餘，大而不陵，細而不底，神在象先而輔之以氣，情懸物表而運之以辭，此所以勝爾。”陳田也稱之曰：“文章爾雅，詩兼各體。論者謂與東阿於文定併為海表人望雲。”人們對馮琦的評價，雖多溢美之詞，但客觀的說，馮琦詩文不尚浮華，清麗自然，確實具有較高的藝術成就。
馮瑗，字德韞，號慄庵。父子升，以瑗貴，封戶部雲南司郎中。瑗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舉於鄉，次年成進士，授湖廣茶陵州知州。後歷任山西澤州知州、戶部貴州司員外、雲南司郎中、山西參政、開原道。與先輩們一樣，馮瑗也頗有政治才能。任戶部貴州司員外時，監兗州、兩浙漕運，“還京疏陳商民疾苦，切中時弊”瑗不懼權貴，知山西澤州時，“州苦貧瘠，宗藩挾勢恣橫，多不法，為民患，長吏莫敢誰何。瑗至，一裁以法，豪右屏息”平時，廉潔自守，遷戶部貴州司員外時，“宦囊不名一錢”瑗所著書有《黃龍紀事》、《經濟類編》（與馮琦合編）等。有子二人：馮士偁chēng，馮士份。
馮琬、馮琰皆馮子鹹子。馮琬，字叔堅。琬弟琰，字叔白，一字慎庵。琰自幼孝悌，“幼孤，事母至孝，母病，侍湯藥，衣不解帶。及卒。哀慼逾常，里黨聞其號痛，莫不流涕……事兄琬，曲盡愛敬，邑人化之，以鬩（xi）牆為恥”天啟初年，兩赴京闈，不第。崇禎六年（1633）謁選，授知四川璧山縣。馮琰在任上，“政尚寬簡。不事苛察，吏民懷德”馮琰以剛直忤當事，遭謫。感憤卒於官。
馮珣，字季韞，一字璞庵，惟訥孫。父子臨以珣貴，贈奉直大夫、陝西興安州知州。珣以選貢謁選，授知陝西長武縣，後遷咸陽，以母喪歸。後補知交河縣，升興安州知州。累遷至漢中同知，遭中貴讒言，歸。珣至官守正，廉潔愛民，官咸陽時“豪族宄法為民害，吏不敢問，珣執法無所姑息”因母喪歸鄉時，“會青蜀大飢，躬自節省，具健粥、皮絮、槽棺賑助之，生死被其惠者以數千計”遷漢中同知時，“適瑞藩開邸第，珣董其成。中貴挾群小胥役因緣為奸，珣燭其私弊，多所裁抑，拓城西地百餘畝，以足邸額，而民不苦於轉徙”因此受到太監的中傷，遂罷官歸。著作有《韞璞齋稿》，以孫溥貴，贈尚書。有子五人：士衡、士鶚、士儀、士鵬、士基。
馮氏後人中，馮溥是比較貴顯的一位。馮溥，字孔溥，士衡子，舉清順治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屢遷祕書院侍讀學士，尋擢吏部右侍郎。康燕元年（1661）轉左侍郎。六年，充會試副考官。次年，擢都察院左御使。後遷刑部尚書，授文華殿大學士。十八年（1678），為會試正考官。二十一年，上疏乞休，尋加太子太傅。卒，諡文敏。溥為官廉正，處處以國事為重。任左侍郎時。“凡一切推補，溥獨主之，悉秉至公，無所曲庇”。“在閣二載，開誠佈公，不矯激詭隨，商略大政或僉謀可用，即庶僚不遺，若義所不可，雖貴近交口，而溥必力爭改正，求裨國是而無成心”馮溥主會試時，主選了一大批人才，“溥所薦法若真、曹溶、施閏章、沈珩，葉舒崇、曹禾、陳玉璂、米漢文等，各授侍讀編修。而毛奇齡、朱彝尊、陳維崧一時皆出名門，得人極當世之選”馮溥學有根柢，“八歲受《左氏春秋》暨秦漢以下古文，即能貫穿根柢。稍長，窮極經史，凡天文、圖緯及兵書地誌罔不博綜”著有《佳山堂集》。
馮氏家族中還有多人仕途頗顯，這裡不一一論述。馮氏家族世代顯赫，在政治、文化上貢獻很大，這是一種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先輩對後輩的示範作用以及同輩之間的相互影響，使馮氏家族的成員在為官做人這兩方面，都倍受稱道，而對這種現象的研究，還有待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