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嶺南文化的起源知識是？

這期嶺南文化帶來的是關於嶺南文化的起源知識。自然地理環境決定文明型別。地理環境不同就孕育出不同的文化。華南地區自然地理環境與這裡的原住民族共同創造了這裡的文化。跟隨小編一起來了解更多吧！

關於嶺南文化的起源
　　長期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特別是嶺南歷史地理研究的曾昭旋教授說：“地理環境不同也就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在古代我國基本上可以劃成三個民俗文化帶。一是北面蒙古草原遊牧文化帶，它向西可連入青藏高原牧區，和國外的中亞草原遊牧文化帶連線。

二是中原農業民俗文化帶，本帶西連藏南農業區，人們常說的巴蜀四川盆地文化區、齊魯山東半島文化區、荊楚兩湖盆地文化區、關中平原秦隴文化區、三晉黃土地帶文化帶、長江三角洲的吳越文化區等，即在其中，東連日本、朝鮮。

三是五嶺以南的熱帶親海越族民俗文化帶。這一帶西延是人類起源地的南亞區內雲南省高原。……珠江水系即由雲南高原流來嶺南地區，故嶺南文化淵源古遠，南連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

自然地理環境決定文明型別。地理環境不同就孕育出不同的文化。華南地區自然地理環境與這裡的原住民族共同創造了這裡的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種文化即稻作文化，使這裡成為世界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為人類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綜合研究表明，包括壯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在內的壯侗語民族是華南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黎族的居住區雖然現在不在珠江流域，但黎族與古代“百越”族群中的“駱越”有密切的關係，是從它發展而來的，其遠古祖先大約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從兩廣大陸沿海地區陸續遷入海南島，最初居住在沿海和全島各地，過著原始母系氏族公社生活。

後來由於歷代封建王朝的羈縻征剿和國民黨反動政府軍隊的屠殺，大部分黎族人民被迫退居五指山及周圍地區。其他民族，包括漢、瑤、苗、回、彝、京、仡佬等是秦漢以後由於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時間，從不同的方向逐步遷入這一地區的。

珠江流域即珠江水系所流經的地域。這是一個自成一體的地理單元，它的西北部遍佈著與雲貴高原連為一體的崇山峻嶺，北部有五嶺山脈橫亙，中部的兩廣丘陵和眾多的弧形山脈時斷時續綿延其間，山嶺之間河流縱橫，有南盤江、北盤江、紅水河、左江、右江、柳江、灕江、桂江、西江並與北江相匯聚，形成珠江水系。

珠江水系流域面積45.37萬平方公里，在我國境內為44.21萬平方公里，約佔全國總面積的4.6%（另有少量流域面積在越南境內）。珠江流域在我國跨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湖南、江西以及香港、澳門8省區（含特別行政區）。

珠江流域屬亞熱帶氣候，夏季炎熱，春季多雨，雨熱同季，有利於動植物的滋生繁殖以及生物多樣性格局的形成，從而為人類起源提供了優越的條件。珠江流域是我國出土古人類化石最多的地區，也是我國古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據初步統計，我國華南已經發現古人類舊石器遺址和地點80多處，其中三分之一是在西江水系流域，所以西江是人類早期最主要的發源地之一。1973年以來在田陽縣百峰鄉百峰村的賴奎屯、百色市四塘鎮那煉村小梅屯、那柴鄉大灣村百穀屯等地發現距今80.3萬年前的古人類遺址，所出土的手斧等大型石器世界著名。到目前為止，廣西發現並確認為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古人類遺址有13處。

1958年在柳江縣新興農場通天巖發現的“柳江人”化石和1956年在來賓縣麒麟山發現的“麒麟山人”化石，分別是距今5萬年和距今2萬—3萬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古人類。1960年在邕江外緣發現“靈山人”；1961年在灕江發現“荔浦人”；1972年在柳州市郊發現“都樂人”，其後又在附近發現“九頭山人”、“白蓮洞人”、“甘前人”；1979年在右江發現“定模洞人”；1977年在都安瑤族自治縣發現“九楞山人”；1979年在桂林發現“寶積巖人”等。這些原始人類都顯示出蒙古人種的特徵。

特別是柳江人的發現，是我國南方古人類的重大發現，為迄今我國乃至整個東南亞發現的最早的新人的代表。在珠江流域的廣東省境內，也發現了許多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遺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馬壩人”遺址。在北江馬壩獅子巖發現的人類頭骨化石，年代距今12.9萬年。

距今1萬年前後，珠江流域同其他大江大河流域一樣，進入了新石器時代。這時期的文化遺存，像天上的繁星，遍佈珠江流域，據統計，在雲南有300多處，廣西有900多處，廣東有500多處，在貴州境內也有不少，全流域大約有2000多處。這些遺址出土的磨製石器，包括有肩石斧、有段石錛等，獨具特色，並基本形成了系統，構成了珠江流域獨特風格的史前文化。

在廣西境內，桂林市郊甑皮巖洞穴發現距今約1萬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骨骼和生活遺址，這些人類在體質特徵上繼承了上述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人類的特點，表明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人種已經形成。199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邕寧縣頂螄山遺址進行發掘，根據考古學文化命名原則，將該遺址第二、三期為代表的、集中分佈在南寧及其附近地區的以貝丘為主要特徵的文化遺址命名為“頂螄山文化”，時間為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七、八千年。

這些遺址出土了大批石斧、石錛、石鑿、石錘、石網墜等石器，蚌刀、骨錛等蚌器、骨器和釜、罐、鼎等陶器。同時，在隆安、扶綏、南寧市郊等地發現距今5000多年的大石鏟遺址。另外，還發現大批銅鼓、銅鉞、銅鐘、銅劍等青銅器和斧、鋤、刀、劍、戈、矛、鏃、鏟、刮等鐵製工具，是2000-3000年前的文化遺物，具有鮮明的地方和民族特點。

20世紀80年代，有學者將廣西現代壯族的體質特徵與柳江人、甑皮巖人、曇石山人、河宕人進行比較，指出甑皮巖人與現代廣西壯族相比，二者在最小額寬、垂直顱面指數、面角、眶指數、鼻指數等方面十分接近，二者均屬中眶型、闊鼻型，這意味著現代壯族很可能有甑皮巖人血統。壯族在頭長、頭長高指數、頭寬高指數、顴寬、上面高、鼻根指數等項更接近於較甑皮巖人晚的河宕人，體現了這種淵源關係。

而自甑皮巖人往前追溯，甑皮巖人在接近闊上面型的上面指數、闊鼻型的鼻指數、低的鼻根指數和突頜型的齒槽面角等方面，表現出若干赤道人種傾向，恰與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柳江人接近。這表明新石器時代的甑皮巖人是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的繼承和發展。而這種繼承關係表明了生活在廣西的新石器時代的居民是土生土長的。

另外，李富強、朱芳武在對柳江人等古人類骨骼及現代壯族活體測量獲得大量資料並進行分析比較後也指出：“現代壯族在其體質形成過程中，與嶺南地區和東南亞地區某些新石器時代人類有一定的繼承關係，而其根源似乎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柳江人”。

另外，在甑皮巖洞穴遺址和其他許多新石器時代人類遺址中，發現大量的蹲式和屈肢葬法，與壯侗語民族至今仍沿用的撿骨葬（二次葬）基本相同，其他許多生活習俗也與壯侗語民族相同、相近，這些都說明今天的壯侗語民族與這些古人類的承襲關係。壯侗語民族是華南—珠江流域的土著居民，這些古人類（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他們的祖先。

總之，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的資料表明，這一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新石器時代早期、中期、晚期，再到青銅時代，地方特點、民族特點突出，而且前後相因，脈絡清楚，一脈相承。這種情況在我國的其他地區是十分少見的。

另外，從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和民族學、歷史學考察，居住在華南珠江流域的壯侗語民族及其先民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直到近現代，都沒有發生過整體性的遷移，至少是他們中的主體部分長期以來都生活在這一區域。壯侗語民族是稻作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和旱作民族不同的是，稻作農耕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他們守土性強，不輕易背井離鄉的品格。

正如費孝通先生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說的：“農業是離不開土地的，特別是發展了灌溉農業，水利的建設更加強了農民不能拋井離鄉的黏著性。農民人口增長則開荒闢地，以一點為中心逐步擴大，由家而鄉，緊緊牢守故土，難得背離，除非天災人禍才發生遠距離移動”。在這種條件下，他們的文化創造，不僅具有鮮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而且是一脈相承的。

關於嶺南文化的起源，曾昭旋先生指出：“總結上述，可知嶺南文化在新石器時代是自成一中心，有光輝的歷史，起於當地，源遠流長，與黃河、長江流域各文化中心相比，互有長短。本人在題贈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成立賀辭說：‘炎黃文化，從流所宗，嶺南親海，熱帶民風’，即是此意。嶺南文化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締造者之一，促進了我國逐步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我國古代文化的組成部分。有朋友稱我們是‘文化的地理學派’，本人是承認的”。

曾昭旋先生認為，因當時的越人分佈於長江和中原，交通頻繁，漢代“越人歌”今天還可用壯語譯出，即說明越族古代是有大致相近的語言的。嶺南地區曾屬吳，廣州建有南武城，越滅吳，曾修南武城進行外貿。楚滅越，嶺南才入楚，建有楚亭，並因嶺南有犀角、象牙、明珠等寶貨引起秦始皇的入侵。

苦戰三年，伏屍流血數十萬，主將尉屠睢被殺。使秦始皇終生“北構於胡，南掛于越”，反映蒙古遊牧民族和南方叢林的越族，均與中原為敵的事實。“秦亡後，趙陀和輯百越，王93年，這是漢、越文化大融合的時期，使嶺南文化來一次飛躍發展，也是越文化漢化的開始，今天的嶺南文化，即以此漢化的南越文化為基底”。曾昭旋先生認為，南越文化還表現在語言方面，即雖經過2000年的漢化，但語法和詞彙在廣州、潮汕、海南方言仍有南越特徵（如倒裝語法、地名等）的殘留。在邊遠地區，古代越族的椎髻、穿裙等風俗仍有保留，如呂田本地漢人每被誤認為“少數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