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佛教放生的淵源，博愛廣度
放生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有，甚至已出現了專門捕魚鳥以供放生的情況。可見，放生淵源十分久遠。那麼，關於春秋戰國時期的放生是什麼樣的呢？和現代社會的放生有什麼樣的不同？下面就到佛教放生中瞭解吧。
先秦源流與形成
中國漢地的放生活動古已有之。狹義單指人命；廣義則指一切人命與禽獸。《列子·說符篇》載：“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慾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可見，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漢地即有在特殊日子放生的說法，甚至已出現了專門捕魚鳥以供放生的情況。
不忍是很多人的常情，放生作為零星的事件，在古代各大文明區應該都有。略略讀查幾本經典，就發現“放生”於先秦中土，並非僅是罕見個例，而是一種影響很大的文化，“放生”高階動物則是一種亞文化、仁道式理想文化；《呂氏春秋》那種純屬實用目的、不非時殺的不殺幼鳥，並非仁者提倡的行為。
1、西周祭神以陶俑代替活人，相對於商代的習慣，就是對一批人犧的制度性放生。西周時代人文精神的勃興是東周時期人文精神發展和仁及（高階）生命論的重要前提。
2、《論語》裡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相對於陶俑制，推進了不忍和推愛。
3、《孔子家語》“五帝德”章雲“仁厚及於鳥獸昆蟲”，“困誓”章雲鳥獸避不義之人。清儒多以此書為偽作。但偽作論只是猜測，沒有實據，故難成立。而且，1973年河北八角廊西漢墓所出《儒家者言》，與《孔子家語》大致相同，可謂其不同版本，今人多信《家語》不偽。
4、春秋時期，晏子認為，大仁愛應該推及（部分）禽獸。
《晏子春秋》雜上第九章雲：“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再拜而賀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西漢劉向的《說苑》也有這個故事。鷇為初生之小鳥。
景公是性情中人，因鷇弱而非鷇小而返之，是出於不忍之心而非出於實用目的。晏子的順勢引導，也表現了春秋時期賢人的看法：聖王之道的仁愛，應該推及（部分）禽獸。
而景公的整體為政如何呢？酷刑廣泛、酷稅禍民、暴虐人民。孔子所謂“苛政猛於虎”講的就是齊景公。雖有晏子的緩和，但沒有完全改變其暴政性，以致景公死後不幾年，姜齊就亡于田氏。周革殷命後，最大的變國事件就是田氏革姜。齊景公為政接近於桀紂，實乃亡國之君。
可見，“放生”來自佛教論，把先秦中土人們的道德水平整體地降低到桀紂層次，完全違反中華文明的實際情況。
5、齊宣王對牛的放生事例
據《孟子·梁惠王上》第七章：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觳觫即驚恐發抖。
這裡，齊宣王對牛，就是放生。他後來解釋道，不是愛財，是出於不忍。站在齊國這個大國的君主的位置看，單論財力，王室的宗教活動可以不在乎幾頭牛：故宣王之釋可信。
或曰：齊宣王以羊易牛，博愛不夠。不錯。因此，孟子在肯定宣王仁心的同時，也委婉地批評了他以小易大。
其實，先秦仁愛一般都是推愛、等差之愛（墨家的博愛也非泛愛眾生）：由親人推及無辜旁人；由活人推及死人和俑人；並把生命分出貴賤，由最貴之人推及某些靈長類生命。這符合人的情感之邊際遞減性，現代很多人同情螞蟻，但一般不同情蚊子。齊宣王以羊易牛，因為在貴賤臺階上，牛貴於羊；論推愛，貴者優先。
6、孟子的“君子遠庖廚”論
《梁惠王上》孟子對齊宣王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牛，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並雲“恩足以及禽獸”、“推恩足以保四海”。
7、“大德曰生”是先秦的流行思想
大德曰生，論完整關係，不僅有天地對萬物的生育，還有人對人、人對其它生命的生育和保護。推薦：大慈大悲，佛教放生歷史介紹
可見，在先秦，放生，在齊景公（消極放生）、齊宣王（半積極放生）那裡都有個例；而且，是出於純粹德心而非功利；而且，行為是被讚頌的，旁邊有一種影響很大的文化。孟子的“君子遠庖廚”論，幾乎接近佛教的泛愛眾生，只能作為小眾的自律理想。
佛家的博愛廣度，儒墨不及；但儒墨（晏子可謂墨家之祖）的道德深度，佛家不及：佛家的博愛，似為道德之極，但佛教倡不殺生多是為免惡報、積善多是為得償，有功利性；捨身伺虎只是難以複製的傳說或誤傳；佛家還是有我的，人的需要之本性決定了佛家博愛的上限，沒有看到以辛勤勞動來飼養眾生的佛說及“墨佛”流派，相反是靠施捨養己，以他人為工具，也有自私：大眾化宗教的後面是功利。
另外，至少中土佛教的放生是兼顧功利和靈長，如放生物件是自然生長的龜、蛇、魚，而非家養的豬、鴨。儒墨作為入世學派，異於佛家的出世性，不可能實行廣泛的放生，那樣一來，生產難繼、且需安置遊牧人群，人群必惡（生存壓力內卷化）；但放生據次位時，有補益，故讚頌。
可見，中土的放生有不同型別；若論文化倡導，道德層次高於天竺的放生。
《列子》所載趙簡子對鳩的放生，正符合正常的推愛範圍。據《周禮》卷三十，“獻鳩以養國老”，當時的鳩乃貴重動物，且靈性高，故屬於放生範圍，異於雞鴨螞蟻。而且他的放生是為示恩，乃功利，低於孔、晏所倡，低於景、宣所行，實屬平常。但持續、廣泛的放生習俗的形成，還是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