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具一格的蒙古族遊牧文化

蒙古族是一個遊牧民族，每一個人從小都是馬背上長大的，就因為每一代都在遼闊的蒙古高原生長的。所以在這樣長期的生活中，他們形成了蒙古族獨有的遊牧文化。是一種以自然界萬物有靈為信條的思想。那麼，下面隨小編一起來看一下蒙古族文化吧！

一、蒙古族遊牧文化的形成
　　就遊牧文化而言，它與農耕文化有著巨大的差異，農耕文化提倡改造自然，本質上是人通過和自然的鬥爭而生存、生活。遊牧文化則崇拜、依賴、適應大自然，與自然融為一體，因為完美的自然環境是畜牧業發展的基礎條件和基本資源，遊牧業有和自然相適應的固有機制，遊牧民族有和自然相適應的固有觀念。遊牧文化是在遊牧生產的基礎上形成的，包括遊牧生活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文學、藝術、宗教、哲學、風俗、習慣等具體要素。

勤勞智慧的蒙古民族是遊牧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遊牧文化的典型代表。蒙古高原東起大興安嶺，西至阿爾泰山脈，北界薩彥嶺、肯特山、雅布洛諾夫山脈，南到陰山山脈。大部為古老臺地，僅西北部多山地，東南部為廣闊的戈壁，中部和東部為大片丘陵。氣候屬於典型的溫帶大陸半乾旱、乾旱型別，降水稀少、冬季漫長寒冷，且常有暴風雪，夏季短暫乾熱，氣溫的年較差和日較差都很大，多風沙、富日照。

植被型別是多年生、旱生低溫草本植物佔優勢。蒙古高原的地理環境適合狩獵和遊牧，孕育了匈奴、東胡、烏桓、鮮卑、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民族，是遊牧文化的搖籃。13世紀，蒙古民族登上世界歷史舞臺，結束了蒙古高原數千年民族、部族紛爭的歷史，同時也繼承、匯聚、整合和發展了歷代草原民族的文化，並積極吸收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基督教等文化，不斷豐富和完善自己，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蒙古族遊牧文化。

二、蒙古族遊牧文化中“逐水草遷徙”、“黑車白帳”的生產生活方式
　　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總是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並且會形成一整套與自然環境緊密相連的生產、生活習俗。蒙古族從事的遊牧業，在中國史書上被描繪成“逐水草遷徙”、“黑車白帳”，看似無規律的遊蕩生活，其實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資源又不破壞和使其退化的生產、生活方式。

（一）“逐水草遷徙”的生產方式
　　“逐水草遷徙”的生產方式是一種人類對自然物件性關係的適應，以天然草地放牧，遵循畜群性及季節規律，把畜牧業的發展限制在自然承能力之內，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資源又不使其破壞。季節營地的劃分是遊牧業最明顯的特。營地指集中放牧牲畜的地方，是牧人對牧場慣稱。可以分為四季營地、三季營地以及兩季地。三季營地一般將牧場劃分為冬春營地、夏地以及秋營地，除上述形式，也有夏秋為一季牧的情況。

冬營地不但要求植物枝葉儲存良好，蓋度大，植株高，還要求不易被雪埋；春季草場求萌發早；夏季草場要求生長快，種類多，草質軟；秋季的牧草要求多汁、乾枯較晚，結實豐富。每一季營地駐牧期間，牧人還要根據草場與牲狀況，做多次遷移。遊牧民每年移動的軌跡大遊牧圈。大遊牧圈形成的原因與水源有無、場優劣以及去年遷移中畜群留下來的糞便都有。遊牧民以牲畜糞便作燃料，放牧地當年的牛濁溼不能利用，所燒的牛糞是前一年留下的，經水洗、風乾，自然發酵後，有機養分已隨雨滲透土壤中。這就要求遊牧路線一般不輕易改變，年基本都一樣。

13世紀中期西方傳教士加賓尼其撰寫的《蒙古史》中就注意到蒙古人：“用牛糞馬糞燒火來煮食物，皇帝和貴族與其他人一樣，以牛、馬糞燒火取暖。”草原上樹木很少，生在這裡的人們一般都將牛糞、馬糞等作為燃料，草原環境的破壞程度很小。

遊牧空間的習慣。在《蒙古史》中曾經有這樣記載“各部落各有其地段，有界限之……”。逐草而居雖然是蒙古民族的基本遊牧方式，但這不意味著遊牧區域具有絕對隨意性，各地區的場大體劃分區域，成為固定的部族或部落放牧所，蒙古民族的季節遷移、轉換營地基本限於在定的區域內進行，以一個區域為基本核心構成牧空間，是草原上通行的習慣。

“走敖特爾”。意為“移場放牧”，俗稱“走敖爾”。走“敖特爾”實際上是跨圈移動。在水草足或遇到自然災害時，需要走敖特爾來解決畜的缺水缺草問題。冬營地的災害主要是“黑”二災，無雪導致吃水困難，多雪覆蓋則導致牲吃草困難。“走敖特爾”既能做到在災年使牧畜安全度過，又能有效地使草場休養生息。

在蒙古高原生態環境下，遊牧式的生產方式既是適應自然的結果，更是主動保護草原的選擇。是一種投入少、效益大的有效措施。遷徙本身是一種建設，是協調人、自然與牲畜三者關係的自然法則。遊牧就是為了減輕草原人為壓力的一種文化生態樣式，它確保了牧草和水源的生生不息，蒙古族的遊牧方式表現出了濃厚的生態氣息。

（二）“黑車白帳”的生活方式
　　蒙古民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具有適應遊牧的動態生活方式。在服飾上，蒙古族服飾具有濃厚的草原風格和適合遊牧生活的基本款式。它主要由首飾、袍子、腰帶和靴子四部分組成，是豐富多彩的生態藝術。蒙古袍是最實用、最具“生態”特徵的：肥大的下襬一直垂到靴子，冬天防寒護膝，夏天防蚊蟲叮咬、遮暴晒。寬鬆的上身部位，穿著時與身體分離，形成封閉的“小氣候”。腰帶系的寬而緊，使得牧民騎在馬上，能始終保持腰部的穩定垂直，減少腰部的疲勞。行可當衣，臥可作被。

在飲食上，更可看出蒙古族遊牧文化的創造力，食物構成大體可分成兩大類，即烏蘭依德根（肉食）與查幹依德根（奶食）。肉食多以煮食為主，春夏季肉食豐富，便將剩餘的生肉割成細條、撒上鹽、放在通風處晾乾；也有人再把乾肉磨成肉粉。吃不完的奶乳品分離成奶和油。奶經加工製成奶幹、奶豆腐，乳酪等乾製食品。這樣不但減小體積，而且不易變質，便於攜帶和儲存。

在居所上，蒙古遊牧民族的居室蒙古包，早在匈奴時期就已發明並廣泛使用。《黑韃事略》曰：“其居穹廬，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得水則止，謂之定營。”它由木骨架和外覆氈片組成，冬暖夏涼，抗風御雪，建造和搬遷都很方便，是適應遊牧生產生活的一大創造。蒙古包是人類長久性住宅建築中用材最少、建築方式對自然破壞性最小的建築，非常有利於保護草原植被。

蒙古包是蒙古民族傳統的住房，又稱氈帳、帳幕、氈包等。蒙古稱格兒。遊牧民族為適當遊牧生活而創造的這種居所，易於拆裝、便於遊牧。自匈奴時代起就已出現，一直沿用至今。蒙古包呈圓形，四周側壁分成數塊，每塊高130—160釐米、長230釐米左右，用條木編成網狀，幾塊連線，圍成圓形，長蓋傘骨狀圓頂，與側壁連線。帳頂及四壁覆蓋或圍毛氈，用繩索固定。蒙古包為北方遊牧民族創造並發展至今日，其外部結構由頂杆（烏尼）、圍壁（哈那）、天窗（陶腦）、門等幾部分構成，外覆毛氈，以繩挽縛。

陶腦，為蒙古包天窗，是光線照入及室內外空氣交換的通道。其尺寸，決定著蒙古包的大小。烏尼，是蒙古包頂部的主要組成構建，相當檁、椽，起著支撐的作用。它的數目和長短，因蒙古包的大小而定。哈那，是蒙古包的牆壁，用生駝皮或牛皮條做釘，把許多根柳木條編排成交叉式圍牆。15個頭的哈那是把長短不同的30根木條編排在一起，抻開後像一塊交叉式圖案裝飾的圓形圍牆。哈那的高低，依蒙古包的大小而定。哈那可以展開，還可以摺疊，便於搬遷。門，一般有兩種，一扇門和兩扇門，由門框、門扇、門檻、門楣組成。門框與哈那的高度相等。

圍氈，一般用羊毛擀制而成，分作圍氈、頂氈和天窗蓋氈。五片哈那的蒙古包，一般用四塊毛氈圍合，毛氈寬度約四尺五寸，頂氈按包頂弧度剪裁。天窗蓋氈呈正方形，白天掀開一半，以陶腦橫木為限，晚間蓋住。擀氈工藝起源於十二、三世紀的蒙古族先民遊牧生產生活中，羊毛是蒙古遊牧民族的主要畜產品之一。早在800多年前蒙古人就利用羊毛製作各種生活必需品，氈子便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項。

在幾百年的漫長歲月中，特別是烏拉特部落西遷至陰山南北的草原上後，由於地裡環境的關係，他們在生產氈子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具有地域特色的制氈工藝和風俗習慣。

一直延續至今。由於擀氈活動群眾參與廣泛，民族文化氣息濃厚，民族風俗習慣明顯，寓工於樂，既是一個生產過程也是一個文化活動。特色鮮明，具有較深的文化內涵。繫繩，蒙古包的繫繩以馬鬃或駝毛製成，其中四根大扁繩，用一根固定哈那，另三根用來壓系圍氈，還有若干條圓繩用以壓系頂氈和天窗蓋氈。

蒙古族繩藝文化我國境內分佈在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區，主要分佈於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蒙古族是一個世界性的民族、蒙古族千百年來以遊牧為生計，以遷徙為活動範疇。在遊牧和遷徙活動中繩索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生產工具。每個蒙古人的生活如騎馬、放羊、放駝、放牛、吃水、都離不開繩索，可以說繩是蒙古族第二生命。蒙古族主要以遊牧生活為基礎，所以在千百年的遊牧生活中，創造出了燦爛的繩藝文化。蒙古族繩索不僅數量繁多，工藝精湛，而且使用分工非常精細。蒙古族不論男女，老少都會搓繩，而且每個人，每個牲畜都有專用繩索。蒙古人對繩索特別愛護、春、夏、秋、冬都用不同的繩索。

蒙古族被譽為馬背民族，首先，馬無疑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馬具的製作技術，伴隨著“馬背民族”自遠古一直走到今天。馬具製作手工藝人制作的馬具，其製作技術精良、用料考究、裝飾華麗、使用舒適與其它民族和地區的馬鞍具相比有突出的特點。

如，鞍橋是用科爾沁沙地百年以上樹齡的幹柳木或榆木的根結部分製成，美觀耐用。馬在蒙古族的生活中，在民族的成長髮展中的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從古至今和布克賽爾縣土爾扈特蒙古族對馬都有著特殊的感情。

由此，就自然而然地在蒙古民族生活中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馬具裝飾用品，馬具是反映蒙古族傳統文化特色的典型，也可以說“馬具”是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活用具。

蒙古馬鞍由以下製品組成：
　　1、鞍橋
　　2、前鞍鞘
　　3、前皮捎繩
　　4、夾墊
　　5、秋
　　6、吊鐙皮條
　　7、鐙
　　8、帶卡子
　　9、揳
　　10、肚帶
　　11、鞍墊
　　12、鞍泡釘
　　13、後鞍鞽
　　14、銀泡子（鞍飾）
　　15、鞍板
　　16、鞍屜、鞍韉
　　17、後皮捎繩
　　18、馬鞍扯肚等。

鞍木、光鞍子以下四個部分組成：
　　1、鞍板
　　2、前鞍鞽
　　3、後鞍鞽
　　4、接縫等。

馬籠頭、馬鞭、褡褳馬具用鬃毛、皮革、帆布、玉石以及金屬等製作。它的製作涉及木工工具、鐵匠工具、皮匠工具、刺繡工具等多種工具。其次，勒勒車則更是蒙古高原上一種歷史悠久的獨特的交通工具，遊牧先民們都曾使用過它。勒勒車多以樺木或榆木加工製成，結構簡單、結實耐用、易於製造和修理。勒勒車輕便宜駕，適宜在草原、雪地、沼澤、沙灘上行走，而且載重量大，牧已經成為遊牧民“遊動的家”。勒勒車由車架子、車輪和軸鞍構成，多采用樺木和榆木等質地堅硬的木材。

車架子的組成是兩根轅木、九根橫撐、八根豎撐和兩根車廂蓋。車輪部分，由一根軸、兩個車轂、三十六根車輻條和十二根車輞構成。勒勒車有兩個軸鞍，連線車架子和車輪。勒勒車的車轅木、車廂蓋和軸鞍，要鑿出相關的豎卯眼；車轅木還要鑿橫卯眼。橫撐和豎撐開出相應的榫頭，連線車架子。車軸的兩頭削細削圓，裡粗外細，兩頭鑿軸轄孔。每個車轂的正中打通軸孔，也是裡粗外細；周圍鑿出十八個車輻卯眼；卯眼在車轂的正中以裡，垂直又略向外傾斜。

車輻條的根部做無肩榫，頭部開單肩榫，兩段的榫頭呈九十度角。勒勒車的每個車輞，用彎木作成，開鑿與車輻條榫相適應的三個卯眼；兩頭作成相互適應的開口卯和雙肩榫頭。車輻條的根部打進輪轂的卯眼裡，拉好頭部的榫肩，安裝上車輞。車輪上到車軸上，與車架子上的軸鞍連線起來，勒勒車的製作基本結束。製作勒勒車，只用錛子、斧子、鑿子和鋸等簡單的木工工具，技術工藝簡單易學。但是，在勒勒車製作的技藝裡，還蘊涵著許多科學道理，體現了蒙古族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

除此之外，駱駝曾經也是最有效的交通工具，為當地蒙古族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蒙古族駝具製作工藝是一項具有系統製作理念和技巧的傳統手工製作技能，駝具是人類馴化、役使駱駝的產物，來源於駝產地居民馴駝、牧駝、控駝、乘駝、育駝、護駝、祭駝等樸實的生產、生活需要，簡潔實用是其最大的特點。使役駱駝，需具備相應的駝具。駝具不同於其它畜用器具，是獨具一格的。

駝具主要分為繩類和鞍類。繩類包括籠頭、韁繩、駝絆；其中籠頭又包括公駝籠頭、駝羔籠頭、騎駝籠頭、母駝繫繩；韁繩又包括馴駝繩、套駝繩、騎駝繩、大繩、蹄繩、拴繩。鞍類分為騎鞍和馱鞍兩類。駝具中還包括鼻棍、駝鈴、駝印用具、閹駝用具、駝褡褳等。駝具大多就地取材，以皮毛、紅柳、手工毛氈、牛羊角等原料製成。

總之，蒙古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最大特點是講求實用，力求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有限度的向自然索取是維護草原生態平衡的前提。

三、蒙古族遊牧文化中“天父地母”、“禁草生而鋤地”的宗教信仰和法律意識
　　（一）“天父地母”宗教信仰中的生態理念
　　蒙古族遊牧文化的宗教主要包括薩滿教和喇嘛教。薩滿教的萬物有靈論和佛教的生態觀深刻地影響著蒙古族傳統的生態理念。薩滿教是一種原始宗教。薩滿是通古斯語，原意為“因興奮而狂舞的人”。薩滿教一開始是多神教，崇拜多種自然神靈（天地神、山水神、風雨雷火等自然諸現象的神靈、各種動植物之神等）和祖先神靈。

後來逐漸形成主神教，把天作為主宰一切的、決定命運的至高無上的神。在薩滿教的自然神系統中，天地神佔重要地位。天神騰格里，即“長生天”，主宰一切，是蒙古人的最高神靈，掌管人世間的萬事萬物。地神“額土根額克”養育一切生物，掌握萬物生長。蒙古人把天比做生身之父，把地比作養身之母，於是產生了“天父地母”說，有了敬天地之俗。“天父地母”是蒙古人對自然和自身認識的和諧理念。有了薩滿教的“萬物有靈”論，大自然被薩滿教賦予靈性，被重構，再生，超越原有純粹自然的屬性，被神格化和人格化。

蒙古民族的生態理念正是在這樣的宗教信仰中孕育成長起來的，經過千百年的潛移默化，積澱為一種生態保護的遺傳基因。

13世紀元朝開始，蒙古上層改信藏傳佛教中的薩迎派（紅教），但廣大牧民仍信奉薩滿教。到16世紀70年代，阿勒坦汗引入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俗稱喇嘛教），並由土默特蒙古部落傳遍整個蒙古地區。喇嘛教在蒙古遊牧社會中流行，是因為喇嘛教的某些教義與主張迎合了蒙古遊牧民的心理。

由於薩滿教宣揚萬物有靈、靈魂不滅，大封建主死後，要用人畜殉葬，濫殺牲畜來供奉死者的靈魂，對畜牧業發展不利。黃教反對殺生祭祀活動，從而獲得了蒙古牧民的好感，為古代蒙古族遊牧文化注入了新的內容。在蒙古的喇嘛教體系中，所反映出來的因果法則、慈悲心懷、地關係中的一種生態哲學，此種宗教觀在維持自然的生態平衡方面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禁草生而鋤地”法律中的環境意識
　　蒙古族不僅利用宗教的、習俗的手段對大自然加以保護，而且還通過立法的形式保護自然生態。成吉思汗頒佈的《大札撒》其中的部分內容開啟了蒙古人生態觀念向法制化過渡的先河。隨後的各代皇帝或部落首領遵照這個傳統，把生態保護內容進一步擴充或更加具體化。

元代的一些與此有關的法律法規（《至元條格》、《通制條格》、《元典章》、《元史》中的相關部分等）、《阿勒坦汗法典》、《喀爾喀七旗法典》、《衛拉特法典》、《喀爾咯吉如姆》、《阿拉善蒙古律則》等一系列法典，其中都有保護畜群、保護草原森林資源，保護野生動物，保護生態環境等內容，基本確立了符合自己文化、習俗傳統的法律體系，為古代蒙古高原生態環境保護提供了法律保障。

約孫時期的習慣法傳承古老習俗規定：“禁草生而鋤地”；“禁遺火而燎荒，違者誅其家”。《大扎撒》規定：“禁浸溺於於水中，或藏匿灰燼之上。”在灰燼上溺尿，尤其在新灰、熱灰上溺尿，容易迸發火星，在無遮擋、風大的大草原上很容易引發草原荒火。“春夏兩季人們不可以在白晝入水，或者在河中洗手，或者用金銀器皿汲水，也不得在原野上晒洗過的衣服……”這條規定主要是節約水，杜絕浪費。

一般情況下，人畜飲水尚不足，如果在飲用水中溺尿，汙染了水源，容易使人畜得病。元朝統一中國前，蒙哥汗下令：“正月至六月盡懷羔野物勿殺。”元朝《刑法志》規定：“諸每月朔望二絃，凡有生之物，殺者禁之。諸郡縣正月五月，各禁殺十日，其饑饉去處，自朔日為始，禁殺三日。”元朝忽必烈皇帝下令規定了禁獵區和禁獵種類。禁止捕殺野豬、鹿、獐等動物，保護天鵝、野鴨、鶻、鶴、鷓鴣、鷹、禿鷲等飛禽。幾乎所有元代統治者都下達過保護野生動物的法令。

1251年，蒙哥汗登基之時，就頒詔天下：”不要讓各種各樣的生靈和非生靈遭受苦難。對騎用或馱用家畜，不許用騎行、重荷、絆腳繩和打獵使它們疲憊不堪，不要使那些按照公正的法典可以用作食物的（牲畜）流血，要讓有羽毛的或四條腿的、水裡遊的或草上（生活）的禽獸免受獵人在中國王朝史上，帝王登基都有釋放囚犯以示仁慈的慣例，但對自然之物如此的情感關懷卻實為罕見，這部詔書可稱為世界第一部生態保護宣言。充分反映了遊牧文化獨特的傳統和價值觀，從中我們看到，遊牧人是大自然的驕子，遊牧人與自然始終保持了天然的和諧關係。

如果說宗教信仰源於人的心靈，是自覺、自律的行為，而這些成文法規法典是強制、他律的，和遊牧民族傳統習慣法一起，約束、規範人們的行為，把自然保護意識上升為遊牧人的民族意識。生態保護和環境安全意識成為遊牧民族的民族意識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核心價值觀。

四、蒙古族遊牧文化中人與自然關係的情感化表達
　　以蒙古族的《江格爾》為代表的眾多英雄史詩、民間故事、神話傳說、格言諺語和歷史文學巨著《蒙古祕史》等歷史文獻，浩如煙海的蒙古民歌等都有豐富的人與草原和諧共存的內容。特別最集中的體現在蒙古民歌中，蒙古人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得到了情感化的表達。

諺語是民間流傳的至理名言，是語言的精華和世界文化的瑰寶之一。民間諺語歷史悠久，內容豐富，其內容幾乎囊括了蒙古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早在元代忽必烈時，諺語就十分盛行，當時被稱為是忽必烈時代的語言文化的精華和瑰寶。

民間流傳的諺語很多，其中有反映生產勞動和科學知識的，有反映宗教習俗的，有說明事理的，有啟迪教誨和諷諭勸戒等等。諺語作為人類主要交際工具的語言，他的生產、使用、發展、演變，都緊緊地依附於某一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因此，對於語言的深入觀察與研究，不但可以瞭解語言本身，還能夠洞察到語言所從屬的民族文化價值觀念、智慧與經驗的結晶以及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

蒙古民歌的代表是蒙古長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5年11月25日在巴黎總部宣佈了第三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蒙古長調榮列榜中，體現了其作為一種文化遺產的不可估量的藝術性及世界性的價值。蒙古語稱蒙古族長調為“烏日圖道”，意即長歌，它的特點為字少腔長、高亢悠遠、舒緩自由，宜於敘事，又長於抒情；歌詞一般為上、下各兩句，內容絕大多數是描寫草原、駿馬、駱駝、牛羊、藍天、白雲、江河、湖泊等。蒙古族長調以鮮明的遊牧文化特徵和獨特的演唱形式講述著蒙古民族對歷史文化、人文習俗、道德、哲學和藝術的感悟，所以被稱為“草原音樂活化石”。

蒙古族長調民歌與草原、與蒙古民族遊牧生活方式息息相關，承載著蒙古民族的歷史，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產物，是對人們保護自然意識的一種喚醒，是蒙古民族生產生活和精神性格的標誌性展示。長調讓心靈迴歸自然。

我國著名音樂理論家趙宋光認為，蒙古族長調最大的魅力在於，他是離自然最近的一種音樂，或者說他本身就是一幅美麗的自然畫卷。蒙古長調是遊牧文化的一朵永不凋謝的花朵，是一種最具有鮮明的遊牧文化特徵的，它把蒙古民族的智慧及其心靈深處的感受表現得淋漓盡致。

如《十三首阿爾泰之歌》中，牧人主動提出保衛阿爾泰的誓言：吉祥安康的阿爾泰山啊／所有寶物、資源供牧人享用／遼闊無邊的美麗壯觀／富饒的阿爾泰山啊／牧人永遠保護您年第卷第期安康。如《慈祥的杭蓋山》：寬廣的杭蓋山／生長著黃、紅色的花朵／花朵長滿了河岸／多麼美好／涼爽的森林中／生長著枝葉繁盛的山丹樹／隨著微風搖動／多麼美好／山峰腳下流淌清涼的水／給各種動物帶來了福音／多麼美好。

在長調民歌中人與自然融為一體，長調民歌那種讓人蕩氣迴腸，似乎歌者本人已經徹底融化到藍天白雲、茫茫草原之中的遼遠意境，體現著崇尚自然、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

蒙古族遊牧文化飽含著對自然的感悟與智慧，是熱愛自然的文化，是保護自然的文化，是合理利用自然的文化，是綠色生態文化。蒙古族遊牧文化中物我相融的自然精神，人與自然和諧成為永恆的主題，是人類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