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姓氏的制度與改革的變化

商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第二個朝代，在商朝時期的女性地位較為低下，而這也是造成了女子只作姓，或者夫家的氏，並沒有自己的名字。

那麼，本期中國姓氏瞭解商朝姓氏的制度與改革的變化。

與以前的時代相比，殷商時代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大量的青銅銘器和甲骨文的出土，為殷商時代的歷史描述提供了基礎。同樣，有關殷商時代華夏民族姓氏狀況的輪廓也漸漸明晰起來，儘管這一輪廓還是粗線條的。商代的統治者為子姓氏族。相傳商人的始祖簡狄是在野外吞食玄鳥之卵而生下了氏族的第一代男性首領契，故以子為姓，同時整個部族以鳳鳥為圖騰。

殷商的甲骨卜辭中，常有“王族”“多子族”等名稱。據專家考證，“多子族”應是商王族的同姓分支，即小宗。商人往往在鐘鼎銅器上多鑄族徽銘文，這就是當時的姓氏標誌。這種族徽銘文形象醒目，有較濃郁的象徵意味，有些專家認為可視為後世圖章的濫觴，目前我國考古出土中已發現的殷商族銘，有六百多個。

商人是長期生息在我國黃河流域東部地區的氏族聯盟，建立商朝統治後，政治經濟重心從西北向黃河中下游東移，伴隨著活動領域的擴大，新的姓族不斷進入視野，生活在淮河下游和海邊的“淮夷”、“東夷”也逐漸融入華夏民族大家庭。《左傳·定公四年》記載了商代姓氏中的“殷氏六族”，即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又有“殷氏七族”即陶氏、施氏、蘩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錐）氏。這些氏族中有不少是在今天的皖北和蘇魯一帶形成的。

到了商代中期，伴隨著幾次遷都，商王朝所控制的疆土規模及所影響到的地域不斷擴大，商朝中後期聚集在它旗幟下的姓氏部落已逾百數，後人形容當時的狀況有所謂“八百諸侯”之稱，如殷氏、來氏、蕭氏、宋氏、時氏、黎氏、空相氏、耿氏、北殷氏、微氏、箕氏、阮氏等，都是在夏以後出現的。在《尚書·盤庚》中，商朝統治者將這些有姓氏的貴族諸侯總稱為“百姓”。

在今天的歷史界中，殷商時代的“百姓”這一概念，是有歧義的。多數專家認為：當時的“百姓”，並非如我們今天所指的“庶民大眾”，而是指商王宗室之外的貴族階層，即各地姓族的族長，他們是商朝統治集團的基石，所謂“百姓千官”，百姓的位置居於千官之前，擁有姓氏本身就是高貴的標誌。直至週末戰同時期，諸侯兼併，封國滅絕，大量有姓氏的貴族流落成平民，越來越多的平民因軍功及其他原因獲得了姓氏，最後姓與氏合二為一，天下庶民大眾無不有姓，這時候，原來專指各地部落首長的“百姓”才逐漸成為庶民大眾的統稱，並沿用至今。

隨著社會的發展，商代的氏族統治開始發展為國家的雛形，漸漸改變了原來單一家族統治的模式，開始接納異族人才進入統治集團。在古代典籍中我們注意到，夏代以前的統治者往往稱氏，商以後則稱人，這很可能表明：夏代以前的統治者屬於同一家族，而商以後的統治層中結合進了異家族的人，已不能完全用氏來指代了。如商朝一代名相伊尹，就不是商的宗室。而在朝廷之外的各個不同地域，也委派當地著名的姓氏大族進行管理，如周文王姬昌就被商朝封為西伯，負責西北方的部落聯盟，這樣初步形成了以姓氏為中心的分級統治模式。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下，我國特有的姓氏禮儀習俗在商代後期遂漸初現端倪。在商代的金文及甲骨文中，開始看到較多的人名。能夠在銅鼎甲骨文上留名的人，大多是位高權重的統治集團成員，或與祭祀有關的人員。銘文中的商代帝王權貴，往往以天干取名。

所謂天干，是遠古人們命名日子的符號。華夏民族崇拜太陽神，當時相傳天上有十個太陽，分別被命名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每天一日輪值，十天就為一旬。夏、商時代的帝王出生於某一日，就以這一日的符號作為名字，為了避免重複，就在前面再加上“大（太）”、“中（仲）”、“小”或其他字元。如夏代帝王中有孔甲、胤甲、履癸等（注：夏代帝王中有太康、仲康、少康，據陳夢家先生在《殷墟卜辭綜述》考證，即為大庚、中庚、少庚。），而殷商的三十一代帝王名，全部都與天干有關，如大乙、大丁、外丙、中壬、盤庚、小辛、武丁、帝乙、帝辛等。

除了帝王之外，近年來的考古資料表明，殷商時代王室之外的其他權貴中，也多用天干取名的，如保定南鄉出土的商代勾刀上，就有“大祖曰己，祖曰丁，祖曰乙，祖曰庚，祖曰丁……”等銘文，勾刀主人的幾代祖先，都是以天干為名的。這種取名，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數字排行。

由此看來當時社會上對取名還處於一種質樸自然的階段，人們僅僅將名作為一種辨識記號，沒有去刻意取名。商代貴族男子名多為單名，或加前後綴。有單用氏的，也有單用私名的，氏與私名連用的較少，又表明當時人們在社會交往中並未把姓氏與名連在一起稱呼，形成一個完整的“名字”。

商代男子在社會上一般不稱姓，女子則往往在姓後面綴以氏作為稱呼，未見有名。她們在出嫁時冠以父姓，以表明她是從屬於某族、具有該族血緣的女子；婚後則改冠夫姓，又表明已是從屬於丈夫所在姓族的女人了。殷商時代婦女的地位極其低下，她們的個體不被重視，其名稱只是反映其所屬的族，當姓用於女子時，往往就將姓族名女化，或加女旁，以作為“某姓族女子”的略縮，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古姓多從女旁的獨特現象（注：參見雁俠《中國早期姓氏制度研究》）。

當時婦女不參與任何公眾行為和社交活動，她們的姓名很難被記載下來，因此在早期甲骨文中，凡是以姓族名加女旁或女化的字，幾乎都是在祭祀儀式中被用作人祭的女子，如甲骨文《錄》303中“帚於小乙三姜”，其內容就是詢問要不要用三個羌族女子來祭小乙。商代中期以後，王室貴族女子的地位有所提高，在當時的銘文龜辭中，偶爾出現殷商王室的后妃或貴族女子之名，多見於求醫問卜中，如商王的妃子“好”，就留下了多處記載，但仔細分析，“好”也未必就是她的名字，可能僅只是表明是王室“子姓”的女人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