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還有人修嗎？，修家譜的意義及發展

家譜可以說是家家傳承下來的精神財富，曾經許多家族或多或少也瞭解過修家譜的事項。修家譜至今的發展如何？現在還可以找到人修家譜嗎？

那麼，本期跟小編一起來了解吧！

民間修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並不理想。“1984年的檔案是文化系統內部檔案，民間尋譜仍不能端上臺面，就算宗族想修譜，開始也只能靠海外宗親組織出錢、政府出頭支援。本地人出頭是會擔風險的。”1995年，四川一位農民非常熱衷續修自家家譜的農民被公安機關以搞封建宗族活動為由逮捕。李吉拿出國務院的有關通知致函公安機關，他才被放了出來。李吉認為，“南方的宗族觀念比北方更強烈，家譜毀壞程度也遠不及北方。他們修譜一般出於兩個心理：一個是光宗耀祖，一個是為後世積德。”

在社會史研究領域，評判一個地方宗族制度是否發達的標準主要有祠堂、族產、家譜三項。與南方很多地方以祠堂、牌位等系統的祭祖方式相比，北方一些地方是供奉比較簡單的祖先影象。“編修家譜尤其是創修需要有經濟基礎。”此外，還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原因就是“家裡出了名人”，“比如省長甚至鎮長，為了光宗耀祖修家譜，那絕對是不差錢。”

比如他曾參加江蘇武進一個張姓家族的頒譜儀式。該家族共104人，出了好幾位廠長、鎮長，儀式上很多人來捧場。正式的頒譜大會上，眾人按照家族輩分，上臺簽字領譜。簽字時要簽署一份“公約”，明確規定要把家譜保管好，如發生遺失、蟲咬或私自變賣，都有相應懲罰。“是否舉行頒譜儀式與該家族在當地的地位和經濟條件有關，”胡德說，比如儀式前要連唱三天戲，晚上還要在稻穀場上放電影，經濟條件差些的也許只聚在一起吃頓飯。

隨著民間修譜意願的高漲，修譜逐漸商業化，成了一門生意。成毓升家的山西尚知堂家譜坊創建於1980年。那時他父親在創業浪潮中從紙漿生意做起，“做紙漿，要收廢品，這過程中就不斷收集到了許多老家譜。”成毓升向本刊記者展示著當初收來、如今已破爛不堪的舊家譜。“人們聽說你手裡有收來的譜，就跑來借去看有沒有與自己家相關的。可很多時候看不懂。我父親是北師大畢業的，人們就來求助於他，他也樂意幫忙修譜。漸漸地口碑相傳，知道的人越來越多。”他說。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人的物質生活還很貧乏，前來求助修譜的人無以為報，於是背來米、面，甚至燒酒。成毓升的父親因此覺得這門手藝做下去，“家裡的生計一定不成問題”。如今，成毓升提出“幸福定製”，為客戶量身打造家族故事。“我們修譜雖然是生意，但是沒有定價。”在北京中關村，同樣做家譜生意的北京家譜傳記機構創始人塗金燦的電話也總是響個不停。

“最近幾年家譜大熱，業務根本做不過來。”熱衷於修家譜的人多是離退休的老人，“北京有200多萬離退休老人，很多人都有這種家族文化情懷。”他對本刊記者說。“尤其是2000年以後，民間修譜大熱。一個企業家不修譜，村裡老人家都會給你找麻煩，掙了錢你為什麼不修譜？”李吉說，僅在常州市300多個姓氏中的280個都修了家譜。在復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復興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對把家譜作為一種文化產業內容，顯示出越來越高的熱情。

在僅0.3平方公里的無錫惠山古鎮，政府投資25億元，對118個祠堂和81個姓氏文化進行修復。“以1993年為界，這之前上海圖書館每個月只能收到一兩部家譜。”胡德總結說，“現在每月都能收到幾十部。”譜牒文化大熱，民間修譜熱情高漲，看似大好的形勢，李吉卻仍有所擔憂，“譜牒是專門的學問，過去有譜師，現在大多是退休的中學語文老師。畢竟不是專業人士，知識儲備參差不齊。”

而比續譜存偽更嚴重的問題，是國家譜牒研究的斷層。“學校沒有這樣的專門機構，學生也不愛學。我們老一輩學歷史出來的半路出家做譜牒研究，晚年有了一定研究成果卻無奈後繼無人。”李吉感慨道。曾經轟動一時的中國家譜資料研究中心，如今也名存實亡。“其實1992年我們已經不再展開實質性工作，民政機構每年要我們有20萬元才允許活動，但我們沒有資金。”李吉說，“研究會沒有了，從事譜牒研究的老一輩也快死光了，刊物停辦了。其他地方也不願意弄這個，太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