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譜的發展源頭及發展狀況

關於家譜的發展源頭各大學術專家都各持己見，但不可否認的卻是家譜在其後的發展以及在中國傳統文化論壇上的影響力。

那麼，本期百家姓解析家譜的發展源頭及發展狀況。

一、家譜是以記載一個血緣家族的世系與事蹟為主要內容的史類文獻。關於家譜的起源，目前學術界眾說紛壇，從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國早期文字及史類文獻對家譜起源的考證，家譜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譜制度並撰有《世本·帝系篇》。儘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輯，但從輯有的篇目可見，《世本》彙集了中國自黃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諸侯、卿大夫的世族譜系，是一部對前代和當代各血緣集團系譜進行綜合、總結的全國性的總譜，《世本》的意義還在於證實譜學研究發軔於周代，是家譜研究的源頭。

就家譜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譜和現存的以歐陽修、蘇洵創制編撰體例為特徵的明清家譜有所不同，但家譜作為綿延不絕的人類歷史象徵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尋根問祖的目的以外，還在於對家譜重要價值的認識。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有過“夫家有譜、州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之說，把家譜與國史、方誌相提並論可見其重要。古代家譜研究的內容主要在於對譜學的本身，包括譜例的撰寫以及家譜發展歷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譜的應用研究始於漢代，《史記》中有關帝王譜牒的記載，說明漢代司馬遷已經把家譜資料應用到史學領域一紀傳體史書的撰寫中去。後代史學家繼承了這一傳統，後代編撰的紀傳體斷代史如班固撰《漢書》、陳壽撰《三國》……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譜牒資料。中國古代對家譜資料的應用主要在史書、方誌和人物評傳的撰寫過程，體現了譜牒的史料價值。

1920年代家譜的發展情況

二、到了本世紀20年代，隨著社會科學新領域的開拓，有學者從人口學、優生學、遺傳學等新學科的角度肯定家譜的重要價值，並倡導對家譜資料進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學家梁啟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欲考族制組織法，欲考各時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齡，平均壽數，欲考父母兩系遺傳，欲考男女產生兩性比例，欲考出生率與死亡率比較……等等無數問題，恐除了族譜家譜外，更無他途可以得資料。”

為此他提出廣收家譜並對家譜進行研究，“我國鄉鄉家家皆有家譜，實可謂史界瑰，如將來有國立大圖書館能盡集天下之譜，學者分科研究，實不朽之盛業。”古史辯派的創始人、著名學者顧須剛也說：“我國曆史資料浩如淵海，但尚有二個金礦未曾開發，一為方誌，一為族譜。”肯定了家譜在新的歷史時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價值。

在梁啟超等的倡導下，學術界出現了研究譜牒的熱潮，北京圖書館致函社會各界廣徵家譜。（1945年楊殿殉撰《中國家譜學通論》就是利用館藏家譜撰寫的研究論文。）1931年南京國學圖書館館長柳治徵撰《族譜研究舉例》一文可視為對樑文的呼應，該文中有將太倉王氏與武進莊氏比較，分析人口的數量與增殖的例子，開了利用家譜資料進行人口問題研究的先例。利用譜牒資料對人口問題進行研究的學者還有潭其驤，其著《湖南人由來考》系根據氏族譜系資料對湖南7個縣的人口來源作了考證。建國以前在譜學研究領域頗有建樹的學者有潘光旦、羅香林等人。

潘光旦從1929年發表第一篇論文《中國家譜學略史》以後，數年間陸續發表了《家譜與宗法》、《家譜還有些什麼意義》、《說家譜作法》等論文，還就遺傳與人才的問題進行研究，發表了《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近代蘇州的人才》等；羅香林30年代起就重視家譜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國族譜研究》論文集，大多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們的研究對譜學理論的普及與發展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對家譜研究的熱情是由史學領域的變革引起的。近代史學的顯著特徵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為中心的史學研究傳統，將史學研究轉為對人類社會生活的關注。新史家們認為，“欲知歷史真相，決不能單看臺面上幾個大人物幾樁大事件便算完結，重要的是看見全個社會的活動變化。”（梁啟超語）史學研究的發展，必然要求突破僅從正史中尋找史料的傳統侷限，拓展史料收集的範圍。

因此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們特別重視新史料的發現，包括地下發掘的考古資料和異域發現的史料記載都是他們關注和蒐集的目標。家譜作為在家族內部編撰的、不公開發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會史研究的史料價值，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史學觀念的更新與史料範圍的擴充套件是引發譜學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於戰亂等原因，建國前的譜學研究展開得並不充分。其中譜牒資料的缺乏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不得輕易示人的祖規家訓的警戒廠，家譜資料的蒐集比較困難，以北京圖書館為例，從1928年到1945年總共收集到家譜247種，僅佔館藏的十分之一。大圖書館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機構要獲得研究資料的難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解放後家譜發展情況？

三、解放以後，家譜作為封建殘餘受到人們的唾棄，對家譜的研究也理所當然地停頓下來。60年代出於對封建族權的批判，有人寫了《封建家譜談》，這是至今所見祖國大陸解放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間唯一的一篇關於家譜的論文，家譜研究基本處於空白狀態。

但作為家譜的蒐集卻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使藏於深閣的家譜被作為封建殘餘掃地出門，從上海圖書館成為全國收藏家譜原件最多的圖書館來看，其家譜有許多來自造紙廠回收的廢紙堆。這種情況也見於其他圖書館，比如北京圖書館，解放初統計為353種，到1985年清點館藏已有2228種，大多為土改時期和文革時期所得。正是有識之士對這批歷史遺產的儲存，才為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資料基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人們的思想得到解放，認識到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個寶藏，值得好好發掘。海外華人的尋根意識及對家譜文化的重視則對祖國大陸家譜研究的開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中國與世界的溝通日益加強的文化背景下，中國家譜研究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